我叫何益海，1922年5月出生，陕西省旬邑县湫坡头公社看花宫村人（现湫坡头镇看花宫村），中共党员，曾当选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37年，在旧社会的压迫下，我的家庭无法维持生活，在仅有的一点土地上打下粮食，在麦场上就已经被烟馆、烧房全部拿走，我们没有食物可以度日，无奈我15岁就给烧房当长工，在此期间东家经常交给我超出自身负荷的劳动，每天从早忙到晚，稍有不慎，还经常遭到东家的打骂等非人虐待。由此在我的思想深处逐渐产生了对剥削阶级的不满，长工们也时常在一起议论着，再后来也接触了一些进步青年，从而逐渐开始接受到一些共产主义先进思想的启蒙。
1938年，在时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的积极协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7月，陕北公学旬邑分校来到我们看花宫村办学，看到他们热火朝天的学习劳动场景，让我对党对革命十分向往。加之习仲勋书记对进步青年革命思想教育的谈话和启发，同月，在杨宗耀、何相贤的介绍下，我参加了革命，并且一直与这些年轻进步的青年一起请教学习，随后我进入了陕北公学附设的工农队学习。
同年10月，通过陕北公学工农队队部助理王永新的介绍，党组织为我在职田镇景家村举行了入党仪式，从此，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陕北公学在看花宫办学期间，我的父亲何孝贤也参加革命工作，一直在为当时的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喂马，以另一种形式默默支持着革命。1939年陕北公学北迁后，我的父亲也随之去华北，直到1943年底退伍返回家乡。
我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年多时间，一直到1938年底毕业。陕北公学的学习经历让我对革命、对共产主义事业有了新的认识，更加坚定了我参加革命、忠诚于党的事业决心和信心。1939年元月，党组织委派我在赤水县一区青救会担任青年主任。同年10月，党组织再次派我到延安边区西北党校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一直到1941年底学习结束。
1942年元月，我返回关中分区，在新正县青救会工作，担任宣传科长。1943年7月，组织再次派我到延安西北党校五部学习。这期间，通过时任新正县委书记师子明帮助，途径转角、石底子等地，将我的妻子冯英娥（已从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学习结业）带到延安，经西北局组织部门严格审查，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干部郝明珠的介绍和安排下，给时任西北局书记高岗家中当保姆近三年。我的大女儿何延梅就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
1945年5月返回后，在新正县三区工作，担任保安助理员。9月，随着马栏作为关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来往的人以及进出口的货物很多，街面上一天比一天热闹，前四五年满街只有七八家做小生意的，现在买卖字号、饭馆已经60多家了，周围共有200户居民。为了领导方便，专署和新正县政府决定以马栏为中心设立马栏市，把马栏区一乡和二乡的一（些）行政村划归马栏市管。当年10月，马栏区公安局长王恒治当选为马栏市首任市长。1946年，王恒治受组织调任陕西省委机关交通员后，同年2月，组织任命我为新一任马栏市市长。
1947年2月，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因国民党军突袭，关中地委和专署机关紧急转移。专员杨玉亭在马栏桥头对我们说：“群众现在很恐慌，你们是市政府，要留下来给群众撑撑腰，把各机关备战情况检查一下，你们人少好行动，万一不行了再转移”。于是我同马栏市政府副市长沈青云、文书王同心及民警班全体同志和市政府其他同志留下，做好群众防卫工作。
关中地委和专署机关转移后当天下午，国民党军队就已经到了马栏。我率领马栏市政府机关和民警班退出马栏，爬上风子梁，进行隐蔽。国民党军占领马栏后，集中兵力进行了搜山。市政府机关在稍林里潜伏了几天后，所带粮食已经吃完，又同群众失去联系。随之，我们由南山突围，转移到北山，到北山后，也没有群众，由于我们20多人几乎平均每人都一支枪，集中行动目标太大，吃饭也很困难，于是，我要求把枪压了（藏枪），便于分散隐蔽。当时沈青云住在黑牛窝、王同心住在马栏村，沈青云是富平人，王同心是临潼人，他们把枪压了后，都回原籍了。事后我再三考虑，认为知道压枪地方的人较多，怕暴露，为了枪支弹药的安全就同民警班的王班长一起，又将枪弹转移到新的地方，敌人的主力撤退后所留敌军大部分集中在据点和市镇，广大农村已无敌人，这个时候，我和马栏区长张生财、区委书记孙彦仑等同志商量组织了马栏区游击队，后来马栏区游击队成立时，我们把所藏枪支弹药都交给了游击队使用，为当时的革命武装力量添一份力。
1947年4月12日，占领马栏的国民党陕保六团弃阵逃走，马栏及关中分区失地全部收复。5月，组织任命我在新正县四区担任宣传科长，主要工作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和政策，认真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担架，车辆，筹备粮食等支前工作，在贫民，长工，青年学生中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开展新区宣传工作。1948年1月，组织派我到关中地委党校学习。3月，调至西府工委，随军调动外出。到永寿后，组织决定留我在永寿县就地坚持工作，任渡马区委书记。宝鸡解放后，部队转回边区休整，我又随宁太支队在永寿县的常宁、永太、渡马等地活动。7、8月间，我带领指导宁太支队，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战斗，给国民党造成巨大打击。国民党为了维持永寿的统治，集中了5个县的自卫队，对宁太支队进行清剿，却被我宁太支队打败。9月，国民党又调来3个旅的兵力，对乾、礼、永、淳、旬、彬等县进行围剿。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坚持活动很困难。永寿县委随即决定，对永寿县党的组织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我也返回旬邑家中进行隐蔽。
1949年3月，永寿县第二次解放，为了更好的做好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组织派我同永寿县公安局长罗兆岐到渡马区协助宣传党的政策，动员担架车辆等开展支前工作。因解放不久，党的政权还未建立，所有工作都是利用国民党原有的保甲人员进行的。5月份，马鸿逵军队南下，企图侵占西安，路过永寿县时，对我渡马区公所进行突然袭击，打死区委书记刘玉俊、副区长郭振东等4名同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渡马事件”。
1949年3月至9月，组织委派我在永寿县监军区任区长。1949年9月，在永寿县法院担任副院长。1952年5月，任永寿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副书记。1958年9月，在省委党校干部文化班代职学习，1961年2月，被省委组织部任命为安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当时正属于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省委在关中地区抽调部分优秀党员领导干部支援贫困山区，我积极服从组织决定，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已脱贫的永寿，带着全家人去了贫困山区陕南安康，直至1969年底。
期间经历了文革时期的挂牌批斗蹲牛棚，接受在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和走资派集中学习。1977年年底至1982，任安康地区民政局局长，党组书记。因陕南气候潮湿，体内有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病经常复发，组织照顾1982年调回咸阳市第一干休所任所长直至是1986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