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义:习仲勋伯伯送我上保小

来源:    发布时间:2020-11-05 10:11    阅读次数:     选择字号:【 】 【打印
近日,

近日,我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大洋彼岸美国名城波士顿喜获育才中学,即原西北保育小学纪念建校八十周年的消息,不由思绪绵绵起伏,悠悠往事萦绕心间。我和姐姐都在这所学校里渡过了一段难忘的小学生活。虽然64年过去了,但是教授我们知识的老师、照顾我们生活的阿姨、朝夕相处的同学以及校园里的一草一木,都令我终身难以忘怀,那些学习生活中的美好记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1940年,我从出生就没有见过父亲。父亲那时已经牺牲了,母亲由于悲伤过度,没过几年也去世了,我和姐姐一直和祖父母生活在高陵县(现西安市高陵区)农村。1949年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反动派,终于盼来了全国的解放。在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是彭德怀)兼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的关怀和亲自指示安排下,我们姐弟俩先后进入西北保小就读。

习仲勋为什么对我们姐弟俩这么关心爱护,除了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坦荡、公道正派、平易近人外,另外还得从我父亲和习仲勋的关系说起。我的父亲杨新成(辛程)1932年入党,1933年任高陵县特支宣传委员。同年春夏之交被调往陕西三原县渭北游击队,负责人就是习仲勋。1936年后,父亲调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工作,先后在关中分区新正县担任秘书、宣传干事、宣传部负责人、教育科长等职,后调往分区机关任职。当时,父亲才二十出头,他胸怀远大抱负,投笔从戎,是风华正茂的文化青年。他写的一手好字,关中分区所在地马家堡大街小巷写满了“坚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的大幅标语,均出自父亲之手。还有关中地委的机要文件,在当时没有铅印的情况下,刻蜡版、油印的任务都交给父亲完成。因此在关中分区机关父亲的为人和才华有口皆碑,父亲同时也得到了时任关中分区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的赞赏,分配他负责宣传和教育工作。

  2014年秋,我从美国回西安探亲,得知“习仲勋纪念馆”已落成,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去拜访。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看到馆内陈列着一幅我父亲与习书记合影的照片,其中左二就是我的父亲杨新成。我从未见过这张照片,这也是父亲牺牲前为数不多的照片中的一张。我久久凝望着父亲,不禁心潮起伏,潸然泪下。因为,我和平常人不一样,当父亲给了我生命的那一刻起,注定着一个巨大的不幸将要把我迎接到这个人世间,而这个不幸所带给我的悲痛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并且伴随了我的整个人生。在娘胎中,我今生今世已经永远失去了父亲,我没见过他,但对父亲的崇敬以及对父爱的渴求时刻和我如影随形。多少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寻觅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哪怕是只言片语、哪怕是一张照片,因为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弥足珍贵!那天,我还看到同时展出的另一幅影印件,就是习书记给父亲的一封亲笔信,那是父亲作为党代表之一即将和国民党谈判时,行前接到习书记所做的指示。后来得知这些珍贵的史料一直珍藏在中央档案馆里。由此可见,习书记对我父亲是相当器重的。给父亲指示工作这事在当时关中分区机关的中层干部和工作人员中都广为人知。

  另外,在关中分区工作期间,习书记也相当信任父亲。父亲先后从高陵老家带去了十多位热血青年参加革命,到了关中分区后,书记兼专员的习仲勋都亲自接见,日后把他们一一安排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我的家乡在国民党统治区,当时叫白区,共产党处于地下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还不十分了解。1938年7月底,父亲代表关中分区到西安办事,顺便回老家住了几天,他不失时机地给村里的乡亲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说明共产党代表了广大劳苦群众的利益,爱的是穷人,为的是建立富强的中国等等道理。他诚恳的态度、和善的言辞,当即就说服了同村的几个青年和我的二姑杨萍(志平),他们决定随父亲一道去陕北根据地参加革命。隔天,父亲雇了一辆马车,拉了自己家里400斤棉花,准备送给根据地做经费,并带领着我的二姑(大姑已经到了解放区)、母亲和不足一岁的姐姐、还有焦峰和杨文等一行共七人,历时三天两夜,途经高陵、三原、淳化、旬邑县,行程几百里,最后到达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所在地马家堡。到后不久习仲勋书记和分区其他领导都到父母的住地看望,对父亲带到解放区的那几位青年也都非常关心,妥善安排了他们的学习和工作。习书记早前已把先期到达根据地的我大姑杨志一推荐到延安党中央,后安排到中央机要局担任极为保密的译电员工作,这次又把我二姑杨萍推荐到陕北公学学习,以后又调到王震领导的359旅卫生队工作。同去的焦峰没多少文化,给习书记及地委机关当通讯员,但习书记对他格外关心,后来把他介绍到陕北公学的地方干部队学习。父亲领去的杨文也在那里学习。由此可见,习书记对父亲及其感召下参加革命的同乡给予了很大的信任和关怀。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老前辈在全国各地都担任着重要的领导职务。

  1938年冬,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向我边区挑衅和侵犯,1939年5月敌人一手制造了枪杀荣军学校学员的“旬邑事件”。事件发生后,关中分区委派专员公署教育特派员师源同志和新正县教育科长杨新成同志也就是父亲为我党谈判代表,前往旬邑县城与国民党谈判。父亲根据习仲勋书记信中指示精神,和敌人据理力争,从而迫使国民党旬邑县驻军当局答应我方条件,抚恤我方伤亡人员及家属。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政府变本加厉妄图消灭我关中分区,关中分区再次指派父亲作为我党代表与国民党谈判。后因谈判破裂,战斗不断升级,关中分区机关被迫从马家堡撤离。1940年4月,我方在旬邑县长舌头村与敌人激战,父亲殚精竭虑,连日辛劳,不幸身染重病。当时战斗环境十分恶劣,根本无法救治,于1940年5月3日在行军途中去世,年仅26岁。习仲勋得知消息后,非常悲痛,说他失去了一位好干部、好助手。关中分区就在离父亲牺牲的长舌头村不远的上墙村召开了数百人的追悼大会,习仲勋书记、张仲良司令员等分区领导都参加了。习仲勋书记在大会上讲话,他说:杨新成是个好同志、好干部,他的家庭并不缺吃少穿,但他却带领一家人(两个妹妹和妻子))来参加革命,为人民的利益、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习仲勋给父亲短暂的一生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也足以说明他们在为共同的事业奋斗中所建立的宝贵情谊。父亲牺牲的消息,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上也做了报道。父亲牺牲28天后,即1940年5月31日(农历4月25日)我才来到人世间。但此时我和父亲已是阴阳相隔了。更让我悲伤的是,在我3岁多时(姐姐只有五六岁),母亲由于思念父亲而抑郁成疾,二十多岁的年轻生命也嘎然而止。我和姐姐真正成了没有爹娘、孤苦伶仃的孩子,这时两个姑姑也远在延安,几乎全无音讯,我们从此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在高陵县吴村杨村度过了相当长一段艰难困苦的日子,连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唏嘘同情不已。

  父亲牺牲后,遗体一直安放在长舌头村西一个没有门的窑洞里,这里离敌人的阵地不远,仅有五六里地,很不安全。1941年,根据中央部署,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机关即将撤离马家堡,迁往马栏。但一贯重情义、爱护同志的习仲勋没有忘记他的部下杨新成,他要在离开前把父亲的遗体安顿好。于是责成分区干部焦峰等同志买了口棺材,把父亲入殓,然后联系高陵地下党组织派交通员过来接应。后来雇了八位民工帮着搬运,因山路不好走,时而人抬,时而车拉,途经国民党的三道封锁线,期间被百般刁难。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行程好几百里,在1941年秋天,父亲终于魂归故里,灵柩安葬在故乡高陵县张卜乡吴村杨村里。回头想想,如果不是当年习仲勋书记的关怀、爱护并指示关中分区采取果断措施,父亲的遗骸如今不知会流落到何方。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了,习仲勋时任西北局副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副主席(书记兼主席是彭德怀)。历史证明,在长期的抗日和解放战争中,人们不仅见证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军事上对敌作战的指挥能力,而且对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干部、朴实无华的作风更是赞赏有加。早在1938年,正值青春年华的母亲马素兰(淑兰),为了追求光明,为了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抱着不足一岁的女儿,骑着毛驴,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星夜兼程投奔解放区,来到关中分区所在地马家堡。习仲勋书记经常和母亲见面,他待人和善,平易近人,有时还抱着我姐姐叫她“胖女子”。后来母亲怀我快生产时,战争形势紧张,他对父亲说:“目前这里摩擦不断,敌人随时都有可能打过来,素兰最好回老家生孩子。”还说:“看样子这次是个男娃。”于是,母亲带着姐姐辗转回到关中老家。没想到这次的分别竟成了父母今生今世的永别。时隔9年之后,西安刚刚解放,习仲勋作为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但他还惦记着我们母子三人。1949年9月,他派西北局干部薛和芳赴高陵县找到当时第一任县委书记韩学理和第一任县长邢子舟,询问杨新成爱人马素兰和他两个孩子的情况并带去三点指示,一是由他作证明人追认杨新成为“革命烈士”;二是准备安排杨新成爱人马素兰的工作;三是解决两个孩子的上学问题。可他此时才得知我母亲已于六年前去世,但他要在西安接见我。很快,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记得有一天,县委、县政府派人给我家挂上了“光荣烈属”的牌子,记忆中那是个黑色打底、四个金色大字特别醒目的牌子。父亲用年轻的生命换来了让全家既悲又喜的荣誉。我已经9岁多了,当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不久,祖母接到县委通知,说习伯伯要见我,就立即让表叔领着我去西安。当时西北局所在地就在城内建国路(现在的雍村)。习伯伯见到我很高兴,一把抱起我说:“到底是个男娃。”这还真应了他十年前曾给我父亲说过的那句话。他还说:“保小(延安保育小学)就要搬到西安了,你和你姐姐都去保小上学。”有了习仲勋书记的指示和具体安排,我和姐姐才能相继顺利进入保小。

1949年底,保小搬到西安,并改名为“西北保育小学”,直属西北局有关部门领导。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国民党留下个烂摊子,国家百废待兴。学校刚从延安搬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连固定的校舍都没有,只好把一部分班级安顿在西关,另一部分则在书院门。由于条件有限,我们姐弟俩只能先解决姐姐的入校问题。于是1950年8月,姐姐顺利进入书院门的分校,她于1952年从保小毕业后,考入了当时的省女中。到了1953年,新校址基本建成,且已初具规模。这时习仲勋即将调往北京,担任国务院(原政务院)秘书长。但他还把我的事挂在心上,行前又指示薛和芳落实了我的上学事宜,不久高陵县政府通知我当年8月即可入学。我在保小完成了小学学业,1954年秋经过考试,我和学校的其他四位烈士子弟一起分配到了西安市第五初中(即现在的25中学),并由西安市民政局每月给我们发放抚恤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的生活有了保障,得以安心继续完成学业。1960年8月我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空军导弹学院深造。进校一看,我在保小同一个班(54届甲班)竟然有5个同学被西安不同的中学分别保送到导弹学院,有一位同学后来还当了中国空军王牌师的副师长。这些校友之所以优秀,都是因为在保小受到了良好教育的结果。

如今,我已77岁,回首往事,最让我值得怀念的还是在保小的那段生活,这是我崭新生活的里程碑。回想起那段令我魂牵梦绕的日日夜夜,虽然已逝,却常常留恋,虽然短暂,却无法释怀,虽然平凡,却刻骨铭心。忘不了,1953年8月底的一天,我风尘仆仆从高陵县农村赶赴西安上学,此时保小已迁至如今的“育才中学”所在的新校址。接待我的是时任教导主任崔鹏老师,崔老师热情和善,报到完即安排我去伙房用餐,吃的是鸡蛋炒白米饭。这顿现在看来极为普通的蛋炒饭,却让我终生难忘。虽然至今60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我虽也吃过无数次中西大餐,但吃得最香的、最值得回味的还是我人生中那第一碗蛋炒饭。还有那些充满爱者仁心的老师们,他(她)们是我最尊敬最难忘的人。我从小失去双亲,没有父爱、母爱,性格怯懦胆小,如上课不敢发言、文艺演出不敢上台等。但在班主任王俊芳老师的关心、鼓励、指导下,我渐渐地克服了这些不足,性格变得开朗了,胆子也大了,不仅在课堂上能踊跃发言,而且在学校歌咏比赛时还敢上台指挥。几年后,我在西安市第32中读高中时担任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我们班团支部曾被评为“西安市模范团支部”。作为团支部书记,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在空军导弹学院,我也担任了班干部。时至今日,我还常常沉浸在青少年时代这些美好的回忆中,而所有这一切,正是由于“西北保育小学”曾经给我提供了历练的舞台。

  如今,被誉为红色摇篮的“西安市育才中学”的前身,无论是“延安保育小学”,还是后来的“西北保育小学”,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已经完成了她光荣的历史使命,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而如今的“西安市育才中学”,更是跟着新形势的步伐前进,它所弘扬的“校以育人为本,师以敬业为荣,生以成才为志”的校风和“博学笃志、切问勤思、求其惜时”的学风正在校园尉然成风。祝愿母校在80大庆精神鼓舞下蒸蒸日上、越办越好,为实现中国梦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材!


作者系西北电建退休老干部杨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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