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生:抗战时期习仲勋对关中分区通胀的治理

来源:    发布时间:2020-11-05 10:11    阅读次数:     选择字号:【 】 【打印

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来,在财政经贸方面边区政府对于友区有着极强的依赖性。皖南事变后,国共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国民政府开始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因此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当中。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困难,边区政府被迫多“发票子”。由于边币发行匆促且缺少有效的准备金。因此,整个边区的通胀率显得居高不下。作为边区南大门的关中分区自然也不例外,面对关中分区严重的通胀危机,习仲勋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发行公债,回笼货币

“发行公债是政府的一种吸收存款办法。”通胀的产生源于货币的过多印发。公债的发行可以有效地把在市场上过多流通的货币予以回笼,从而达到遏制通胀的目的。对于公债的这一重要作用,习仲勋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公债发行之前习仲勋就计算过,“这次收公债即可抽回四十一万。”由于这时的关中分区是边区的一个“主要出超区”,该分区内流通的货币“据统计近两百万”, 仅公债一项,就可回笼市场上货币总量的20%以上,这在抑制通胀方面自然意义重大。基于这一认识,习仲勋在征收公债的态度方面明显要比其他各分区或直属县的领导认真得多。边区“各分区及县政府多因驮盐工作妨碍此项要政,或想挪用公债款项改作他用”。在各分区与县政府给边区政府的报告中可以发现,一些领导总喜欢强调征收公债的困难,对于其重要意义少有论述。在关中分区给边区政府的报告中,习仲勋很少提及公债征收的困难,却对征收公债的重要作用相当重视。

态度的积极与否对于事情的成败有着重要的影响。边区其他分区与习仲勋领导的关中分区在公债征收上的成绩,差异明显。华池县在1941年4月份已经接到征收公债的任务,但该县直到7月份才开始布置这一工作,所以华池县无论如何也不会在8月前完成这一任务。在边区的各个县中,安塞县离延安最近,因此该县接到征收公债任务的时间应当不会晚于华池县。但该县一直到11月份才完成征收公债的任务。以致1942年时,边区征收五百万公债的任务仍然没能完成。显然,有些分区或直属县一直没能完成公债征收的任务。而关中分区则“至七月底不但业已完成任务,且超过数万元之数,……且因征收公债,收缩边币四十余万元,边钞信用大为提高。”可见,关中分区公债征收任务的提前完成得益于习仲勋的积极态度。公债征收任务的完成使市场上过多流通的边币得到回笼,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截至1941年7月,“关中与陇东的边币价格以提高到七角。”与之前一个月相比,关中分区的边币价格提高了近一倍。边币价格的大幅提高表明关中分区的通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

二、开展盐运,增加外汇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征收公债只能治标无法治本。“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只能“大量增加关中生产”。在当时的环境下,发展生产扩大出口,增加政府的外汇收入是解决当时通胀的最有效措施。但是“关中分区接近友区,地区不大,出产又少”, 依靠扩大生产来解决通胀作用相当有限。但是,这并不代表关中分区无法以治本的方法来解决通胀。陕甘宁境内盛产食盐,关中分区可以依靠运盐来扩大出口增加外汇。“边区矿业,最多的是盐,财政税收主要的来源也是盐。”而且盐是刚需,天然地具有极强的市场竞争力。在当时严峻的通胀形势下,通过盐业出口获取外汇对于遏制通胀意义重大。因此,“盐的运销几乎成为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最有效的办法。”习仲勋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据这次动员可保证运回一千五百驮盐,合计二万二千五百斤。友区每百斤盐发一百二十元,即以百元计算,也可得到二三十万元法币进来。”关中分区1941年的运盐任务是9000驮,抛过500驮的公盐,以此计算关中分区仅1941年下半年最少即可获取,一百一十万元到一百七十万元法币的外汇收。

“关中每月有二十万法币调整,边币既无疑问的巩固了” (习仲勋的这句话说于1941年7月)。从1941年7月起至这一年结束,关中分区需要100万元的法币来稳定边币。实际上,仅运盐一项所获取的外汇就基本可以保证边币坚挺。因此,习仲勋对运盐事业不仅极为重视且积极行动。

习仲勋指示分区内的各级政府,要求他们在其辖区内积极创办合作社组织。在他的领导下,“关中分区很快就建立了供销合作办事处,各县、区、乡也随之相应建立了供销分社。” 这些合作社主营食盐等货物,且重视发挥盐业的优势。分区通过合作社扩大食盐运销渠道,虽然“盐为笨货物,成本又低,不易驮运,加以边区运输困难,运费因之甚大”,但分区可以通过合作社组织来规避这一风险。关中分区靠近国统区,“摩擦开始后,合作社遭受很大损失,”其营业颇受影响。1942年3月,关中分区开始将资金、干部集中于县联社,由其统一分配。摩擦对合作社的干扰因此降低,这也为分区的运盐事业创造相对积极的条件。在边区的各分区及直属县中,关中分区离产盐地最远,而且关中牲口不放青,因此农民非住店不可。为解决这一问题,习仲勋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积极作为,他“在关中区域内设立四处骡马店,以供驮盐者的便利”。在习仲勋后来给边区政府的报告中,笔者并没有找到运盐农民在关中区域内住宿难的问题,这从侧面证明习仲勋的这一措施应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与边区的一些分区及直属县“隐瞒数目,夸大困难(鞍架、路费等)”不同,习仲勋在运盐过程中所提的困难主要是盐池拒收边币一事。面对这一问题,边区政府“派员查明纠正”,“各盐栈亦已去函纠正”。在相关单位的努力下“(好多地方拒绝边币)这种现象是大部分纠正了”。这对于关中分区的运盐事业自然会起到极大地促进作用。

在习仲勋的领导与努力下,关中分区的运盐创汇事业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边区银行1941年10月的《银行报告》中指出:“上半年(整个边区)入超大概一千万元,这一千万中有两百万是由关中分区抵消的。”是年七月前,关中分区还属于边区的主要入超区。三个月后,关中分区就已经出超。“边区主要出口货为食盐,约占出口总额百分之九十以上。”关中分区虽产煤炭,但产地仅集中于同宜耀一隅。当时出口主要靠驮力运输,其运输劳力为当地农民。仅仅依靠一县的牲口和农民运输,再加之其中还有一部分要自给,所以即使同宜耀的煤炭产量再高,其所占的出口比重也终究有限。由此可见,关中分区的出超主要来自于食盐的出口。截至1942年末,关中分区共收入3000多万元法币。

习仲勋于1942年6月离开关中分区,但7月后“边区各地除关中分区外,其它各地销盐日快。”习仲勋走后,关中分区销售食盐的速度就降了下来,这说明这三千万元法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习仲勋运盐创汇期间获得的。如习仲勋之前所说,在全边区通胀最严重的时候,关中每月仅需二十万法币的调整,边币即可巩固。抛过上缴边区的部分与依靠出口煤炭所获得的外汇,无论怎么计算都可以确定关中分区自己所控制的外汇收入完全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关中分区对于边币的需求相对较少,且分区内的大量边币是由关中分区以外的地方流入的。从1942年1月起至习仲勋离开关中分区,边币M2的增量基本呈逐月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关中分区的通胀得到了遏制,与运盐创汇在其中的作用相关。

三、发展煤炭产业,缓解通胀压力

抗战以来国统区长期面临煤荒,1941年以后煤荒虽然得到了遏制,但市场需求依旧旺盛。1942年1月咸同铁路同官段通车后,当局以此专运煤炭每日两趟,日均运煤达三百吨,但这依旧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当年十月,当局将其增至每日三趟。尽管国统区的煤荒已经过去,但煤炭在国统区依旧十分紧俏。对此西北局如是指示关中分区:“公家可投资较大的资本,经营煤炭。”关中分区同宜耀县盛产煤炭,由于关中分区不产盐且离盐池路途遥远。因此在同宜耀县,“驮盐的收入不及贩运石灰”,所以习仲勋积极向边区建议主张同宜耀以驮炭代替驮盐。而且“同宜耀的炭若和八团交涉办好时,还有一批法币进来”,这对抑制关中分区的通胀自然有帮助。输入型通胀的出现与原料价格的高涨息息相关。当时国统区产煤大区同官靠近关中分区,其1942年产煤量达10.12万吨,可见同官1941年的产煤量也应当很丰富。煤炭属于刚需,如果关中分区不提高煤炭的自给率(尤其是军用煤炭的自给率),那么该分区的煤炭需求将会不得不转向国统区。随着国统区煤炭的进入,关中分区的法币需求量将会加大,这将使缺少信任的边币进一步疲软。由于边币是边区内的唯一流通货币,因此边币的疲软将进一步推高物价,同时该分区煤炭需求的增长也极有可能导致热钱的涌入,这些将增大关中分区的通胀上行压力。因此,提高关中分区的煤炭自给率就显得极为重要。

习仲勋在5月25日、6月29日、7月2日的给边区的报告中都有提及煤炭驮运。在习仲勋的重视下,关中分区的煤炭事业取得显著成就。1941年10月“关中是边区主要出超的地方,因为那边有盐出口,还有衣食村的煤炭。”虽然煤炭在分区出口中的比重不能与食盐同日而语,但关中分区盛产煤炭,煤炭在关中分区的出口中占着有一席之地。边区银行在总结关中分区的出超原因时能够将煤炭单独提出,说明这一时期煤炭的出口比较成功。煤炭的成功出口应当使“一批法币进入”关中分区,为关中分区的外汇增收锦上添花。1941年边区经济建设方针要求由“半自给”发展至“全部自给”。在此方针的指导下,边区指示关中分区:“区内必须用而不足的东西,严禁输出。但有剩余的,可以输出一部分。”煤炭属于战略物资,刚需特色明显。如果煤炭产量不足,关中分区定会严禁煤炭输出。分区既然能够输出部分煤炭,即可证明煤炭有剩余。因此,可以推断出1941年的煤炭产量基本实现自给。

至1942年关中分区共产煤2500万斤(折合3750万市斤),比同期延安的煤产量多出100万斤(折合150万市斤)。延安是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无论军用民用其需求都大于关中分区。但“从1941年延安煤区所产煤炭基本上保证了军民日常生活及生产所需之燃料”。边区1942年的经济并未发生大范围的波动,相反这一年整个边区的经济与1941年相比且更加平稳。上文中的M2增量的下降即可证明,边区1942年的煤炭产量应当能够满足延安的需求。关中分区的煤炭产量多于延安且需求小于延安,所以这一年关中分区的煤炭产量应该能够自给自足,且有剩余用来出口。

截至1942年上半年,习仲勋仍在关中分区任职,他对这一年的煤炭自给与出口有着一定的贡献。煤炭自给率的提高可以降低输入型通胀产生的风险,煤炭的出口又可以为关中分区的外汇增收锦上添花。因此,煤炭的出口在遏制通胀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作用。

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通胀得到遏制。作为边区出口的大宗,食盐所起的作用自然不言而喻。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关中分区的食盐工作取得了相对圆满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关中分区的公债征收工作在全边区首屈一指。在边区所有的产煤区中,关中分区的产煤量也最多。关中分区通胀的缓解不仅与整个边区通胀的遏制息息相关,更与关中分区的出色表现密切相连。作为关中分区的行署专员,习仲勋所起的作用自然不容忽视。对于习仲勋所领导的关中分区,边区政府曾高度评价道:“可做全边区的模范”。


本文摘自赤峰学院学报,作者王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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