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栏地处陕西省旬邑县（共和国建立前革命战争时期归甘肃省新正县），是陕甘边根据地创建阶段的主要起源点之一，也是关中特委的驻地，陕甘边苏区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的习仲勋同志，曾经在这里经受了长达六年的战斗生涯。革命战争年代逐渐形成的马栏精神，其实质就是中国早期的革命精神，它始终贯穿着中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也就是要最终实现广大劳动民众的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于是，马栏精神也就体现并顺应了群众愿望、群众利益、群众情感、群众政策和群众路线，这正是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并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马栏精神具体而言，就是党的利益第一，人民群众的利益至高无上，而党的最高利益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者既互为因果，又合二为一体。回顾和探讨马栏精神，有四个突出特点值得深思。
一、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栏精神的基础
共产党人要想做好革命工作，出色地完成革命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就必须首先置身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大潮之中，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和请教，热情倾听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愿望，将自己的情感完全投放到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利益之上，做到真正熟悉人民群众，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然后才有可能宣传人民群众，教育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武装人民群众，领导人民群众，将党的目标和任务转化为人民群众革命的自觉行动。习仲勋在陕甘边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正是自觉践行了这样一种思想和行动，所以毛泽东赞誉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36年，毛泽东亲自提名让年轻的习仲勋出任关中特委书记，镇守党中央和西北根据地的“南大门”，可谓是知人善任。
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的一个农村，在农村度过了童年，从小就生活在善良淳朴而又苦难多灾的农民群众当中，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脉，心中积聚着农民的情感。他读书后，家境开始困难，在寒假和暑假中，经常跟着叔父一起拉着独轮木车，穿行在陕西的黄土山岭间，帮别人送货物，靠出苦力挣钱贴补家用。有时候往返赶路一连数日，行程数百里山路，冬有冰雪，夏有炎阳，不仅深刻体识了农民群众的生活艰辛与苦痛，更加耳闻目睹了赤地千里路有饿殍的社会现状。他读中学后，结识了教师中的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熏陶教育，毅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因为参加学潮，开始革命活动，被捕投入国民党监狱，由于在牢狱中坚持斗争的出色表现，被狱中关押的共产党人介绍转为中共党员，从此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漫漫斗争征程。投身革命后，他急于建立革命的武装，便冒险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成员，建立党支部，并很快在甘肃省的两当县成功领导发动了兵暴，策划了震惊西北的两当兵暴。起义部队由于没有群众掩护，没有根据地，没有武装部队的接应，最终遭遇国民党重兵包抄而宣告失败。
习仲勋总结了两当兵暴的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到，只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发动武装起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才有可能建立真正属于共产党人的革命武装。于是他在广袤无垠的陕甘边山岭沟壑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走村串乡，做农民群众忠诚的儿子，聚农民群众迫切的渴望，集农民群众广博的智慧，播撒共产党人的革命火种，最终与刘志丹等人一起，将革命的红旗插遍了陕甘高原，开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乌托邦式的和谐理想社会的红色神话。
习仲勋担任关中特委书记，直到1942年离任，在关中地域生活战斗了六年之久，对以马栏为中心的广阔关中苏区的山水草木和人事地貌无不谙熟于心，情感更是弥久愈深。时过数十年的1990年夏天，他满怀深情地对笔者说：“你们旬邑，还有正宁，当时叫新正，是关中分区，那里的村庄我跑遍了，而且在很多村里都住过，你要是不信，随便说一个村子的地理地貌，我马上能说出那个村名来；还有，如今只要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你随便说一个人的貌相，再说他是哪个村子的，我就一口能说出他叫什么名字，住在村子的哪个位置，家里有几只窑洞，院里或者崖头有什么树，这人都做过什么，尤其是对革命有过什么贡献……”由此便可得知，习仲勋何以能使关中地域变成党中央和西北根据地固若金汤的千里防线和革命交通线。
二、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马栏精神的主旨
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而一切结论必须来自客观世界，来自社会实践，来自调查研究。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同样必须深入实践，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分析问题，从而做出合乎社会实践和群众愿望的行动决策。否则，必然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犯下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错误，而这样的惨痛教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又是屡见屡犯的，并给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习仲勋是一个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人，所以他曾多次说过：“我这一生没有犯过左的错误”。这不仅是他一生尊重客观实际的理念，也是以他为首的关中特委所倡导并形成的马栏精神的核心。
习仲勋认为，一切结论和决定，都必须是经过充分细致的调查研究后才能得出。他曾谈过几件事情：一是在关中苏区开展的改造“二流子”活动；二是抗日战争时期关中分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三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地下交通情报网站建立和保护。陕甘边一带的地理、历史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造就了为数不少的流氓无产者，当地人叫“二流子”。这种人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不少村庄竟有三五个甚至七八个之多，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好吃懒做，四乡游荡，其中不少人还沾染了坏营生和坏习气，不仅为害乡里，而且很容易为敌所用，往往对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具有一定的危害性。习仲勋说：“陕甘边一带的农村，这种人差不多形成了一个小的阶层，他们的情况极其复杂，几乎每个人都有特殊的具体情况，有家庭的原因，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因此不能核桃枣儿一揽子往过数，把他们全说成是坏人，全都赶到敌人那边去……必须一个村子一个村子，一个人一个人地去调查摸底，探明情由，然后再归纳概括，区别出三六九等，因类订策，因人施教，通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把这一阶层的人基本上教育、改造、争取过来，为我所用，壮大革命的力量……事实上，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出现了合作抗日的局面，但双方的摩擦斗争从未间断过，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便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习仲勋说:“我除了派人下去调查情况，听各方面获得的情报，凡重大事项必须自己亲身跑到敌我交锋的第一线去掌握动态……关中分区周边的敌人据点，国民党的乡镇所在地，我都去过，有的是白天去，有的是晚上去，有的是化装了去，有的也是公开亮明身份去会面谈判，当然都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采取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斗争策略……其实敌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大体也可以分成三种情况：同情革命站在抗日一边的；嘴上喊着抗日口号实际没有行动的；顽固不化与抗日民众为敌到底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区分情况，采取团结、争取、分化、斗争和坚决打击的不同策略，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强化抗日民众阵线，集中一切积极力量，孤立、削弱和打击敌人……几年下来，苏区外围的国民党据点，有的成了我们的朋友，暗中还为我们通风报信，提供情报；更多的和我们结成了抗日同盟，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极少数几个顽固分子，也处在抗日军民的包围之中，不敢乱说乱动，孤立无援，惶恐不安，日子很不好过……整个关中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关中分区不仅是党中央驻地延安的南大门，也是根据地与西安的必经之地，建立一条秘密的地下情报交通线就显得尤为重要。习仲勋从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之初，就着手建立地下情报交通网线，在关中特委期间，更加注重交通线的开通与保护，这种看不见的情报交通线路，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岁月和解放战争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无法替代的作用。敌我双方的情报信函与指示密令，难以计数的军火药品和战时物资，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仁人志士、青年学子与延安派往各根据地开展工作的党员干部，全都依赖这条秘密的地下情报交通线才安全出色地完成使命。习仲勋很有感触地说：“建立地下秘密情报交通线，比建立一支武装力量还要难；有时候，一个情报员及时送到的一个秘密情报或命令，抵得上一支武装力量的作用。例如胡宗南进攻陕甘宁根据地前，我们提前获得了情报，电话和电报怕泄密，我们就是靠这些地下情报人员，把情报送达党中央和关中分区，结果敌人到达前，我们的机关人员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带不走的东西也坚壁清野，对群众的转移也做了动员和安排，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他谈到地下交通线的设立，最难的是选人和选点，即选择什么人，在哪里设点，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他说：“陕甘一带的地下情报人员，几乎每一个人我都熟悉，确定前都是我一个一个考察过的。这些人从事的是特殊工作，使命很重要，但是危险性很大，整个家庭亲人的风险也很大，同时又是无名英雄，甚至还要遭受自己人的误解，所以合格的人选就很少，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对他们的考察，除了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个人条件，乡邻乡亲的评价，还要到周边村子里了解对他的看法，这样反复调查研究，考察了解，才能确定下来。”他还说：“对地下情报交通员，要随时观察了解他周围的情况和动态，采取一切保护和支持他开展工作的措施，一旦发现敌人有所察觉，就要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帮他度过危险……如果有人被捕，要千方百计，不惜代价，采取营救措施，抢在敌人刑讯之前让他脱险……人都是血肉之躯，万一他熬不住酷刑……那损失可以说是毁灭性的，甚至是全局性的。不过这一点，在陕甘边还没有发生过，也就是没有出过大的问题。”
三、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栏精神的灵魂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确定下来的。回顾建党以来直至当今，凡是革命和建设进行得一帆风顺的时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贯彻执行得最落实的阶段；反之，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盛行的时候，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受到冷落的时刻，同时必将对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事业造成极大的伤害。今天审视马栏精神的灵魂所在，实质上也就是习仲勋等同志坚持奉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毛泽东主席为他挥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关中分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在整个解放区，乃至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各大解放区逐步实施的土改，即便在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中，都具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习仲勋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最好例证。他在讲述关中分区土改运动时曾说过：“关中分区的土改，是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根据当地农村和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还有群众比较集中的意见和心愿，而制订方案，逐步推开的。后来在绥德分区，发现土改中有不少过左的问题，伤害了不少群众的感情，又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纠正，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就要襟怀坦白，堂堂正正，敢于说真话，讲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怕杀头，不怕坐牢，这样才能对革命和人民负责，不辱使命。当然，他也讲到陕甘苏区土改的特殊性：“陕甘边区在土改中，也有人反对我的做法，认为是右倾，放过了许多地主富农分子……其实这是他们不了解陕甘一带的自然地理和历史社情，拿南方苏区土改那一套做法来陕甘生搬硬套，又不肯深入下去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哪能不出问题？结果是把许多曾经跟着我们闹过革命的，生活还算过得去的农民都划成了地主富农，特别是把早期对我们帮助很大，对根据地创建做过贡献的几个富裕农民，全都分光家产，扫地出门，甚至还强令农会斗争看管起来了。你这么干，就是革命？谁会高兴？这就是不实事求是，不调查研究，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下车伊始，指手划脚，哇哩哇啦乱叫一通，再糊里糊涂瞎干一气！”他又对比分析着说：“陕甘一带山大沟深，地广人稀，又是黄土高原，十年九旱，群众都是靠天吃饭。这里的群众，大多都是历史上逃荒落难来到这一代梢林山区，靠镢头开荒，大多在山坡上有那么十亩八亩荒坡地；家境好点的，人口也多，可能会有二三十亩地，但基本上都是坡洼地，很少有河滩地；这样的土地，遇上丰收年，除了这个租那个税，剩下的粮食也只够解决温饱问题；一旦灾年，听起来有那么多地，常常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南方就不同，大多是水田，一家一两亩地就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了，如果你有一二十亩地，甚至二三十亩地，那当然是地主富农了。可是，陕甘一带土改，你也能照南方划地主富农那么干？你把农民都划成地主富农，都把他们赶到敌人那边去，谁还跟着我们去干革命呢？！……”
习仲勋还深有感触地说：“实事求是，是一个大问题。当然，你要想坚持实事求是，说实话，讲真情，当老实人，做老实事，有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沉重的代价！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得有人站出来说实话吧，不然，大家看到错误的东西都睁一眼闭一眼，都装聋作瞎没听见也没看见，都不去说话，不去制止，照此发展下去，会是什么结果？这还不很明白：在过去，那就是断送革命成果；在今天，就是亡党亡国！这一点我不是危言耸听，从古到今，这方面的例子还少？教训还少？可以说是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要提倡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做忠臣，忠臣都是敢讲真话。当然，做忠臣要有代价，要担杀头灭门的风险！但老百姓爱戴忠臣，国家和民族也需要忠臣，即便遭受了不测风云，丢了官，坐了牢，杀了头，甚至灭了门，但相信过不了多久，后世人都会为你平反昭雪，老百姓会万世传颂。更何况我们是共产党，更需要说真话，做实事，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身边，至少应该有那么一两个说真话的人，这样会减少决策的失误。”
四、 科学决策的革命实践是马栏精神的圭臬
科学决策必须是能够充分反映和体现人民群众的集体心意和愿望，最大限度地代表和践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仲勋在关中特委的六年中，颁发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条令，实行了一整套推动苏区革命和建设事业健康、稳妥、有序发展和前进的路线、策略和准则，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充分肯定，赞扬他是“炉火纯青”。习仲勋告诉笔者：“战争年代不像和平时期，你要在一个新的区域站住脚，立住身，扎下根，把革命事业星火燎原一样开展起来，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群众当中讨主意，要办法，没有群众的支撑和依托，你就是三头六臂，每天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你连一天也撑不下去。人民群众是大海，我们这些人充其量就是一滴水，一条鱼；一滴水放在大海里才会永不干涸，一条鱼游在大海里才能海阔天空。所以每干一件事情，做一条决定，就得先到群众当中去，摸清楚群众心里想什么，希望做什么，然后你把群众的想法和期望集中起来，再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讨论，修改完善自己的方案，最后再形成决定，这样就没有行不通的路，没有办不成的事。”其实这就是马栏精神里面的科学决策。
早在陕甘边根据地初创阶段，习仲勋在担任南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就发现根据地没有几个识字的人，宣传工作很难开展，这种局面如不设法改变，就无法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他说：“很难想象，一个红色政权下的群众基本上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这样的政权能走多远？”于是，他产生了在根据地发起一场扫盲识字的群众运动，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开办初级教育。他先在群众中调查，问大家想不想识字学文化，就连村头山道上的放牛放羊娃都问到了。大家的回答几乎都是：想学，做梦都想学。可是一没学校，二没先生，三没空闲时间怎么识字学文化呢？接着他把青年团、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的骨干分子找来征求意见，更是群情激昂，呼声高涨。接下来，习仲勋自己带头，同时把根据地识字有文化的党团员和前来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动员起来，利用农闲时间、夜晚和雨雪天，开展了识字扫盲活动。不久，开办了列宁小学，在主政关中时，还创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他都亲自担任校长，还带头编写教材。后来他在关中分区，教育已经上了规模和水平，而且几所学校的职能更是多重的：既担负培训教育党员干部的职能；又担负军事技能、革命理论和文化艺术的综合教育职能。于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漫长岁月中，从关中走向全国各地担负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优秀骨干成百上千。他曾对笔者说：“决策要有科学性。一项科学的决策，往往功在目下，利在千秋。决策要想避免盲目性，具有科学性，就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再回到群众中去。”
从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到关中特区的巩固发展和扩大繁荣，大到对敌斗争，武装作战，土地改革，减租改税；小到创办学校，组建文工队，开荒生产，处理邻里纠纷……习仲勋认为，革命大于天，民事无小事。他在谈到组建文工队时说：“那时是战争年代，军事斗争处于主导位置，所以当时在苏区着手组织一个文工队，有不少反对意见。因为要抽调一些有文化有才艺的青年人，还得花一些钱，有意见可以理解。但是共产党是要领导穷人打江山，夺天下，建立一个新中国，除了政治和军事，经济、商贸、教育、文化和体育，哪一样也不能少，少了就不行。再说，文工队组织起来，把党的一些法规条令，苏区的英雄模范人物和事迹，编写出来，通过秦腔折子戏、陇东道情、陕北信天游以及快板和歌曲……到部队和群众中去演唱，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既做了宣传，又活跃了军民生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习仲勋先后多次对笔者说：“干革命其实就是做人的工作，与各种各样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要做好人的工作，就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方法得当。所以你只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还不够，必须去熟悉和了解历史、地理和文化。我曾经两次让你去登华山，最好在华山上住一夜；让你去韩城拜司马迁庙，最好在那半山祠庙里住几天……只要你仔细地看了华山，观察研究了华山；你白天和夜晚都站在司马迁祠庙那半山上，仔细地观看黄河，观看韩城的古城和山川，再观察天空的星云……你就会弄懂司马迁为什么出在咱陕西，秦腔戏为什么是在咱陕西诞生的，还有咱陕西人为什么都是宁折不弯的倔犟性格？……这样，你就能在陕甘这地方呼风唤雨，做好任何事情了。”同样，他也多次对笔者说：“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一句古话，也是一条真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想，这些都可以作为马栏精神最好的注释和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