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17日的深夜，黑幕沉沉，风沙漫天，白色恐怖笼罩着塞上古城银川。在城隍庙后面的一片空地上，国民党士兵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一排长枪刺刀对准着一位浑身伤残的共产党员。 脚下是阴森森的埋人坑，面前是凶残的刽子手，这位共产党员镇定自若、语气平缓地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尚的光荣……”
这就是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中共宁夏工委书记的崔廷儒烈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革命的道路上，他几经受挫，但仍然对胜利坚定信心；在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他依然活跃在革命的前沿；他拥有过人的才智和顽强的斗志，尤其是在狱中充分发挥了作为一名革命领导人的重要作用，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一
崔廷儒，又名崔景岳，乳名崔运乾，曾化名崔浩、剑仁等。1911年古历11月3日，出生于陕西省旬邑县东涧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1岁入本村小学读书，14岁考入县宝塔高等小学。由于家贫、学资不足，他常常上山砍柴、挖药材、拾酸枣、砸桃、杏仁卖，解决学费问题。他天资聪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在共产党员许才升的影响下，于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年仅16岁的崔廷儒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向旬邑反动政府请愿的游行示威和悼念李大钊等“四.二八”被难烈士的纪念大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崔廷儒参加的一场重要的革命就是1928年许才升领导的旬邑起义。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他日夜奔忙，夜宿宝塔小学，尽管离学校只有二里路，但却很少回家。在暴动胜利的日子里，他也一直住在宝塔小学院内，负责上下联络，书写标语，站岗放哨。崔廷儒警惕性很高，一天早晨天刚亮，他听见外面有动静，便迅速穿上衣服，跃出宿舍，发现情况，急忙高声大喊：“快起来，发生事情啦”！这时，叛乱分子一窝蜂似的涌进学校，逮捕了吕佑乾等起义领导人。崔廷儒急中生智，避过了敌人的搜捕，与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委员会委员长程百印，红军渭北支队第二连连长程双印，侦察队长侯天佐等同志一起，带领一部分起义群众撤出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抓人、杀人。崔廷儒却没有丧失信心，他一面读书学习，一面思索着旬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亲身经历的无数事实，使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开始认识到：闹革命、不掌握武装、没有枪杆子不行；有了枪杆子、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巩固的核心也不行。
二
1929年前后，关中连年大旱，饥民成群，饿殍遍野，加上流行霍乱，连饿带病，死亡贫苦农民数百万。一些饥民铤而走险，结伙上山，打富济贫。更多的饥民则是提篮讨饭，到处流浪，在死亡线上挣扎。此时，党派崔廷儒和许多优秀党员到群众革命高涨的渭北一带，领导饥民吃大户，分粮食。在一些基础比较好的地方，成立灾民自救军，打击土豪劣绅，消灭反动政府下乡搜粮保安队，在公路沿线夺取官府车队的物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
1930年冬，陇东驻军杨保城部招兵，崔廷儒向党组织申请去工作。他说：“旬邑起义时，农民队伍虽然很大，人数很多，但没有多少枪，因而敌人进攻时，无法战斗。这个教训说明了革命离不开枪杆子。借着这次机会，我愿去敌人军队工作，联络志同道合的人，相继夺取武装。”获得批准后，他联络了蒙定军、辛俊贤等同志去杨保城部在泾川办的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混成旅执法队担任司书。他利用司书职务，宣传革命，结交朋友。短短几个月时间，他联络了几十名进步官兵进行革命活动，影响之大，使敌震惊。随后，党组织调崔廷儒离队返乡，与蒲玉阶等人组织旬邑县委，当时县委机关就设在崔廷儒家的窑洞内，条件虽然艰苦，工作却很活跃。
1933年，省委书记袁岳栋和原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等人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各地区和各机关的党员名单。国民党特务立即按照名单，捕杀了数百名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崔廷儒冒着生命危险，从陕甘边一带回到西安，与外地到西安的孙作宾、胡振家、余海峰等同志联系，恢复党组织，成立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由余海峰任书记，崔廷儒任秘书长，孙作宾任组织委员。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还成立了一个特工队，专门打击叛徒特务，为党组织筹款。11月，临时省委书记余海峰在开展学运时被捕，崔廷儒和孙作宾迎着白色恐怖，在西安继续坚持斗争。
1934年春，中央指示将临时省委改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魏光波任书记，崔廷儒任军委书记，负责兵运、军事工作。同年10月，魏光波被捕，崔廷儒成为敌人追捕的主要目标。一天，崔廷儒到西安二府园去找一个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地下工作的党员接头，发现后边有特务盯梢，他迅速钻进了一个小胡同，特务跟踪紧追；崔廷儒在小巷里东拐西拐，特务紧盯不放；这时他机智的跑进一个熟人家里，从前门进，从后门跑出，这才摆脱了特务的跟踪。但是，敌人集中了更多的特务，四面八方追捕他。为了他的安全，1934年冬，党组织调他离开西安，到驻在陕南的杨虎城警卫团工作。崔廷儒到警卫团后，作为该团党的负责人。他看见这么多的党员在一起，并且还有党组织掌握的武器，因而更加斗志昂扬，奋发工作。
1935年3月，接上级命令，由警卫团负责掩护转战来陕南的红二十五军，在掩护行军中，崔廷儒因脚被刺伤，难以行走，掉在队后。谁料就在这时，两军在柞水县九间房发生冲突，张汉民同志遇难，许多共产党员牺牲了。少数逃出来的同志见了崔廷儒放声大哭，悲痛欲绝。此时此刻，崔廷儒的内心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深知作为党组织的负责人，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因而强压悲痛，含泪说服同志们要挺起胸膛、鼓足勇气，继续斗争。
1935年夏，崔廷儒等人再一次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他们为抗日救国而奔走呼号。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将军通过关系与临时省委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够向中共中央转达他的停火意愿。临时省委决定由崔廷儒亲自去陕北，当面向党中央汇报。1936年1月13日，崔廷儒带着杨虎城绥靖公署开的护照路过家里，换上父亲的便衣进入苏区，日夜兼程。路过关中苏区时，遇到了贾拓夫、张德胜同志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南下工作。崔廷儒汇报情况后，立即带着代表团密写的信件，急向回赶。2月5日晚，朔风怒吼、大雪铺天盖地，他从苏区回到家里，稍事休息。不巧，第二天清晨就有反动军队一个营驻进他村里。他家里四孔窑，被迫腾出了两孔。崔廷儒急忙藏到牲口圈土坑的墙洞里，把洞口用被子堵起来，让小孩装病作掩护。躲过敌人，回到西安，胜利地完成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使命
三
1939年冬，日寇进攻绥西，宁夏局面极度混乱。为了开展党的工作，壮大革命力量，进行抗日活动，党决定崔廷儒同志担任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1940年初，崔廷儒和王博同志长途跋涉来到宁夏，与原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接上关系。之后，他又到宁夏各地了解情况，研究开展工作的具体办法，并确定工委机关分别设在宁朔县的（现青铜峡县）宋澄堡小学和小坝小学。崔廷儒以商人身份住在宋澄堡小学，并兼任教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在银南、银北十几个点建立和健全了党的组织，特别是在教育界进行了深入的工作。宁夏偏处西陲，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崔廷儒经常告诫自己和周围的战友，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注意克服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警惕国民党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在宋澄堡小学，崔廷儒很注意接近周围群众和学生，领着同学们在校园里种花植树，修铺道路，在劳动和学习中，积极向同学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不久，抗日救亡的歌声充满校园，抗日爱国的革命活动在学校和附近农场开展了起来。
当时，全国的抗日怒潮不断高涨，国民党反动派却不断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磨擦事件，掀起反共逆流。伪宁夏省主席、地方军代马鸿逵，为了加强自己在宁夏的封建割据势力，也借助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逆流，借口反共防共，镇压各界进步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4月上旬的一天黄昏，崔廷儒接到马云泽交给他的一封地下党员杜林写的信，信中要他速到银川，“有重要事商量”。白色恐怖下的宁夏，情况复杂，瞬息万变。崔廷儒生怕由于自己的疏忽，使党受到损失，他决定亲自去银川一趟。
4月13日这天，正逢星期六，崔廷儒换上一身蓝粗布长衫，头戴一顶礼帽，打扮成商人模样，骑上自行车，顶着漫天的风沙来到银川和平里二十七号杜林家中。吃晚饭时，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杜林说是他的同事，寒暄了几句，这人就走了。不一会儿，国民党宪兵突然包围了杜家。崔廷儒和杜林被捕，被关进宁夏省军警联合稽查处。
在稽查处，敌人动用了大刑。由于杜林的出卖，敌人知道了崔廷儒是共产党员，并连夜派人到中宁、中卫两县抓人。不久，崔廷儒派往延安送文件的交通员江生玉被捕叛变，向特务头子供出崔廷儒是共产党宁夏工委书记的真实身份，并将宁夏工委向中央汇报的地下党组织报告交给了敌人。
崔廷儒的身份暴露后，敌人对他用尽了酷刑，企图让他指认名单上的人。崔廷儒多次被打得体无完肤，昏迷数次却不说半个字。敌人无可奈何，把他抬进了禁闭室。同室的狱友抚摸着他的伤口，个个泪流满面。
敌人对崔廷儒软硬兼施，说只要他自首，就让他当宁夏省政府的秘书长，还可以把妻子接来，一家人团聚，共享富贵……。崔廷儒丝毫不为这些话所动，他坚决不写自首书，不向敌人投降。
马鸿逵毫无办法，只得批示：崔廷儒“忠实信仰共产主义，长期监押。”1940年5月22日，敌军法处把崔廷儒转押到宁夏省第一模范监狱。与崔廷儒一起转押的“要犯”、“嫌疑犯”，除马云泽、白玉光、王博同志外，还有孟长有同志。从此，同志们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生活。
这所监狱的牢房常年见不到阳光，室内阴暗潮湿，那吃人的臭虫一串串朝下掉，那虱子多得结成团。屋里充满了霉味，空气只能从牢门上碗大的一个洞里进出。原来每天放风一次，经过同志们的几次斗争，当局才被迫同意每天早晚各放风一次，每次几分钟。除了环境恶劣以外，敌人还给这些“政治犯”每人砸上副沉重的脚铐。十几斤重的脚镣，磨得一些同志连步都迈不出去，崔廷儒见同志们痛苦难忍，就鼓励说：“看起来，这些畜牲的本领，就只剩下这一招了。不要说一副手铐脚镣，就是再加上两副，我们共产党人也照样斗争！”
不多久，监狱里的同志得到消息：崔廷儒托人给西北局领导同志的信送到了，边区留守处司令员肖劲光还打了电报给宁夏，勒令马鸿逵释放这些无辜的“政治犯”。崔廷儒和同志们悲喜交加，分析敌情，并在由崔廷儒提议，组建了监狱党支部。有了党支部，大家有了主心骨，党员们一起分析敌情，一起研究如何同敌人开展长期斗争。
在塞外的北风中，冬季的监狱冷得像冰窖一样。五个人只用两床被子，晚上盖不住。同志们身上的衣服都很单薄，有的下身只穿两条单裤，冻得直打哆嗦。党支部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有些同志提议组织同志们在狱中捻毛线织毛衣，解决敌人的冻饿政策。崔廷儒让人把自己那辆自行车卖了，托人买了些羊毛和捻织工具，大家分了工就热热火火地干了起来。不久，衣服单薄的同志穿上了毛衣。还有人把毛衣捎出去卖掉，赚来的钱给大家改善伙食。崔廷儒经常给大家讲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也讲述自己在陕甘一带进行革命斗争的趣闻，听得大家笑逐颜开，忘记了身上的痛苦。拖着近乎残疾的身子，崔廷儒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鼓舞着大家，他成为对敌斗争的一面旗帜，同志们信任他、爱戴他，连监狱的国民党士兵也佩服他。
四
１９４１年４月，马鸿逵为了向蒋介石请功邀赏，决定杀害两名共产党员：“外地人杀一个，以示共产党不得来宁夏；本地人杀一个，以示不得跟共产党走。”
马鸿逵授意特务头子马效贤，最后一次找崔廷儒“谈话”。马效贤劝崔廷儒说：“我们马主席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劝你不要那么死心塌地。在哪里不是做官哩，你只要认错，我们马主席让你当大官，做宁夏省的秘书长！”
崔廷儒坚定地回答：“我要当人民的干部，你们国民党的官再大，我也不想当。死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死！”
看看没有什么能打动崔廷儒，改变他的共产主义信仰，马鸿逵签署了秘密处决令：“将崔廷儒拉出去活埋！”
1941年４月１７日深夜，国民党军警从牢房里押出崔廷儒和孟长有。崔廷儒告诉战友们：“要按我们过去说的，坚持下去。”他走出牢门，又回过身来，轻轻脱下身上的棉袍，送给狱中的战友。特务劝他：“天气冷，穿上吧。”崔廷儒说：“我冷只这么一回，他们更需要。”他转过身，和同行的孟长有、马文良迎着凄厉的寒风，踏着沉睡的大地，肩并肩一步一步走向刑场。
来到刑场，军法官问崔廷儒：“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崔廷儒便说了文章开头的那段话。他还说：“作为共产党员来说，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今天所遗憾的是，在国共两党共同抗日时期，祖国的半壁河山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员。你们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扪心自问……”
崔廷儒的话，像利剑刺向敌人。不等他说完，宪兵们挥舞着大棒，将崔廷儒、孟长有、马文良打入坑中……
“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一次的呼喊回荡在天际。
崔廷儒，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优秀的儿子。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毫不动摇，视死如归。牺牲时，年仅３０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