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娟 晓羽
一 倾听故人欢言
2015年整个秋天，一群声音萦绕不去，弥漫散溢，风信子一般，悠悠然，落在发梢指尖，倏忽间，又远在天边。无论穿越层林尽染的深山隧道，还是仰望机翼划过的白色云彩，甚至夜里惊醒，盯着朦胧摇曳的星辰，久久凝望。
丹桂已经被秋雨挟去，银杏泛着苍绿，菖蒲不再娇嫩，就连雀鸟也去了密林。一朵栀子出现在枝头，洁白，静谧，低眉颔首，温润盈盈。风过时，瑟瑟颤栗，晨露漾漾。回眸间，那些声音，朗朗的，欢畅的，绵软的，谦和的，排着队，伴着这朵夏花，秋天最后一朵栀子的馨香，飓风一般，席卷而来。
这声音，如同过季的栀子，妖娆，顽强，坚忍，不卑不亢。
我在这些声音里徜徉，踟蹰，穿越，聆听他们的经历，追随他们的理想，谛听他们的忠告。我是那样小心，谦卑，恭敬，严严地，呵护这些声音，生怕一不留神，消了原本音质，散了最初品相，漏掉一丝气息。
我是如此幸运，能够听到三十年前的欢声笑语，这些长者，几乎都去了另一个世界，成为历史长河的过客，而他们的精神则如江河，万古不息，流淌久远，不仅感动了我，也会感动后来者，敏感的人，细腻的人，心怀崇敬的人，定会受益。
最先响起的是一段乐曲，越剧昆曲或者什么曲调，总之是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而非秦腔或京剧，歌词大意是，我送郎呀上前线……
歌声戛然而止。接着是主持人男士的声音，听嗓音起码三十岁以上，声音洪亮，激情荡漾。
他说：今天是1985年5月28日上午，原陕甘宁边区鲁迅师范学校的教师学生60多人欢聚在陕西省委党校，这些为党和国家奋斗了一生的老同志，许多是三四十年来第一次相见，战友重逢，有许多说不尽的话语，师生相见，有许多道不完的别情，那时大家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而今大多数都已年逾花甲，抚今追昔，有多少事要问，有多少情要说啊。
录音机大概拎到了人群中间，各种腔调接踵而至，关中腔，陕北腔，河北腔，湖北腔，还有江南人语，更有普通话夹杂着方言，前两句是普通话，换口气就变成了方言，如同林中的荆棘，总有展翅飞翔的时候。关中音浑厚热烈，如同锣鼓喧天。陕北腔调鼻音浓重，千丝万缕意犹未尽。河北腔调中气十足，仿佛疾风暴雨。湖北语调流畅中突起高音，如微风轻拂湖面，泛起阵阵涟漪。江南老人显然德高望重，倍受尊敬，他的声调温软亲和，失去了年轻人激烈快捷的语速。
江南人说：我是来参加撰改边区教育志的，组织这个座谈会，听听大家意见。
关中人说：林老，开完会你留一个时期吧。
江南人就是林迪生了，林老说：西安交通大学要我住几天，到你家去看你，说你不在。
关中人说：刚从医院回来，瘦多了，你身体各方面都不错嘛。
林老说：身体跟当年差不多。
人声鼎沸，嘈杂异常，哗啦啦，迎面扑来。
你从哪达来。
从活（合）阳来。
什么时候来地。
夜（昨）天下午。
你跟涩（谁）来地。
李俊堂。
我认得嘛，他也是一班地，看我们呀，全都成了白头发了，哈哈，哈哈。
他们是高级班地，你是二班地，哈哈。
我是七班，七班大概是最后一班。
我们是一班。
我走的时候五班成立。
我们同级的嘛，我四班，你三班，三四班同时在校的嘛。
你什么时候回呢。
我21号到这里，人唸（家）说开这个会呢，有额（我）哩，叫额（我）哩，额（我）奏（就）留哈（下）咧，奏（就）来咧。
你爱人哩。
我爱人跟我一起哩。
又到延长了莫（没）。
我从鲁师出来以后，一直在延长支教，那地方都跑遍了。
延长、安塞、甘泉，他跑的地方多了。
李老，你眉头形象一点莫（没）变，看起来年轻地很嘛。
林老在办公室坐着哩，刘端棻莫（没）来？刘端棻老师莫（没）来？
他来地早哇。
你啥守（时）来地。
昨儿哈（下）午赶到地嘛。
你在哪。
我在西安市哩，市人大上班……
主持人说：今儿带了录音机，你把人介绍一哈（下）么。
关中人说：行嘛，有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林迪生，他是我们鲁师在马家堡时期的校长，林老83岁啦。站起来的那个是李子钦李老，那边那个是王志匀，王老是延长人，是鲁师在延长时期的校长，鲁师从延长搬到关中旬邑马家堡，他就留在延安了。旁边那一位被调到湖北省一个大学当党委书记了。教育部副部长还莫（没）来，还有多啦，好多人我都不认识啦。
主持人说：下面我们请原陕甘宁边区教育厅负责同志以及原鲁师教师，谈一下今天师生欢聚的激动心情。
一位老人用普通话说：感受嘛，很难讲，我在鲁师鼎盛时期到结束时期当教师，期间只有半年时间，那时候大家都还比较年轻，大部分同志40多年没有见面，有的见面比较多。
主持人问：现在都在全国各地吧。
老人继续说：当时鲁师同学大部分是从边区外来的，外省来的少，西北五省工作的多一些，许多是省级厅级主要负责同志，多半进入老年期了，包括我本人在内，在新的时期，愿意同大家一道为我们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余力。
普通话夹杂着陕北方言的人说：多少年没见了，一见面非常亲切，过去大家都还年轻，鲁师条件非常艰苦，培养了许多骨干，对国家起了很大作用，学生很听指挥，组织性党性很强，学习也很努力，把延安精神传播下去，这一点是很宝贵的，现在要好好总结鲁师经验，为后人提供精神食粮。现在我们都老了，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作了很多工作，有的担任职位比较高，为国家作的贡献更大一些，我们已经退居二线，这次相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种机会以后会更少。
会场安静下来，一位嗓音高亢略带沙哑的男士开始讲话，从声音判断，属于稍不留神就会滑向老年行列的人。
他说：今天借陕甘宁边区教育志座谈会这个机会，在关中地区的鲁师同学老师汇聚一堂，大家都非常高兴，甚至连走路走不动生病的同志也来了，老师也来了，过去教导了沃（我）们，今天继续教导沃（我）们，现在请老师讲话……
二 马夫出马
第一位，请王老王志匀讲话，王老是延长时期的鲁师校长，大家欢迎。
掌声响起，一个声音出现，尽管是普通话，细听还是陕北腔。
他说：今天不应该讲很多话，但是能跟鲁师当年的同事同学见面，场面就不用说了，大家看到了，都非常激动，我讲一下鲁迅师范学校校名的由来。抗战之前，我们在延安办扫盲班，成立扫盲师范，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办的是文盲师范，因为吃的不好喝稀饭，人家不说鲁迅师范，说鲁迅稀饭。我们报上去的材料，毛主席批复，马马虎虎狗屁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徐特立有远见，为迎接革命高潮，要我创办师范。我说我就带了三十多个文盲怎么办师范，就我一个人啊。徐老说中央政府的决定，他提出叫列宁师范，中央苏区有一个列宁师范，还有列宁小学。他把总结和教材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背来了，要我照样子办。我说那好嘛，就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不对，不能用外国人的名字，我们要统一民族战线，他的意见叫鲁迅师范。并说这个人的名字一出来，对外面的知识分子就有吸引力，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鲁迅在文化界影响很大。徐老对我说，哎呀，毛主席真有眼光，我的学生超过我的很多……
听着王志匀轻松愉快的讲述，疑惑越来越多，仿佛在云间翻筋斗，剪不断理还乱，不觉想起初次听到鲁迅师范这个名字的情景。
打来电话的是一位对延安革命史素有研究的长者，他说请我写陕甘宁边区鲁迅师范学校这段历史。
我连声说：是鲁艺吧，鲁迅艺术文学院。
他重复道：不是鲁艺，是鲁迅师范学校。
他的语气稳重练达，不慌不忙。我则吃惊不小，甚至惶恐，作为一位陕西人，自以为读过几本书，略知文理，还知道延安时期有几所著名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等等，怎么就没有听过这所学校呢。
没待我反应过来，对方又说：这所学校由徐特立创办，只有两年多时间，培养了近500名学员，杜鹏程是优秀学员之一。
徐特立杜鹏程无疑是重磅炸弹，震得我面红耳赤羞愧难当，他们像太阳和月亮，一直照耀和温暖我，同样照亮过无数人的心房，灯塔一般引领航向，但我却如此无知粗浅，白痴一般自我张狂。
于是，毫不迟疑地应允下来，尽管正在繁忙中，却依然，投入此项工作。只有自己明白，之所以追溯这段七八十年前的历史，完全是想接近这些炫目的星辰，抵达他们的内心，借取一缕光辉，少一丝浮躁。
立即行动购买图书，书名多为凭空想象，《徐特立传》《王志匀传》《林迪生传》《刘端棻传》《杜鹏程传》《焦力人传》等等。以为只要是鲁迅师范的重要老师和学员都会名留青史，宣传文字颇丰，结果大出意外，一本都没有买到，有的出版过，已经售完，有的压根就没有。只有到图书馆借阅检索，动用一切关系四处联系，登门拜访，电话请教。徐特立杜鹏程的传记很快找到，寻求其他资料的过程比电视连续剧还精彩纷呈，波澜壮阔。
阅读完半尺厚的资料以后，才舍得倾听这些录音的，珍贵的，重要的，心存敬畏的东西，才放在最后，作为压轴戏，隆重推出。碟片是从最初的磁带转换过来的，四张碟片，只能播放其中两张。
听着，听着，常常笑出声来，想要放声歌唱，心怀感激。每位老人都饱经风霜，经历种种，讲述则思维清晰，温厚豁达，轻松欢畅。
细听王志匀这段录音，顿生恍惚，鲁师成立以前还有扫盲班和扫盲师范，这又从何说起呢。
再次研读，细细辨析，伴着秋风，亦步亦趋，谨慎，谦卑。渐渐的，拨开云雾，走近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看见了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久远的人与事终于跃出封尘，渐次明晰。
为了领导西北人民革命斗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决定，在陕甘宁晋苏区设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办事处共设八部一局，徐特立任教育部部长。
要在陕甘宁边区发展教育事业，为革命和建设培养人才，就必须了解边区教育的历史和现状。1935年11月7日，徐特立与办事处机关工作人员来到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自然到当地唯一的学校列宁小学听课，这位长征队伍中年龄最长，时年58岁的教育家，穿一身破棉袄，腰间扎一根绳子，静静地坐在同样破衣烂衫的小学生们中间，从气质面相上看肯定不是当地学生的父亲或爷爷。年轻英俊的陕北教员王志匀以为他是部队的马夫，心想领导开会办公找人谈话，马匹休息吃草，闲得无聊的马夫到学生堆里沾点人气，顺便蹭一蹭课，识几个字，放马的时候就不会点错马匹数，写入党申请书和家信的时候就不用战友代笔，填履历表时，不至于把名字写得歪歪扭扭。教过冬学的王志匀，对夫妻一起识字，爷孙一同写春联，婆媳一道剪窗花见怪不怪。所以，这节课一如既往，同平时一样，该怎样讲就怎样讲。
第二天，董必武、冯雪峰、徐特立一同前来听课，听完课以后，冯雪峰向王志匀介绍了二位。这位出生于延长县张家滩，在绥德师范读书时加入共产党，担任过红二十六军团秘书，刚刚筹办了这所瓦窑堡列宁小学的后生王志匀，对教育家徐特立仰慕已久，听说徐特立随长征队伍来到陕北，曾经幻想聆听大师教诲，哪会想到真佛就在眼前。
多年以后，王志匀早忘了当年的授课内容，徐老的俭朴形象一直刻在脑海，无论担任青海省文教厅厅长，还是担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甘肃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党组书记等职，经常向人讲起这件事，同时也会补充，那时候真年轻啊，才25岁，不识庐山真面目噢。
经过调研，徐特立发现，陕北高原文盲遍地，学校太少，知识分子奇缺。全苏区共辖23个县，一百五十万人口，初级高级小学只有120个，文盲竟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大部分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很少有人做教育工作。由于生产水平低下，劳动力消耗大，小孩大多拦羊喂猪干杂活，很少有送子女读书的习惯，有人还把教育看作有害无益的负担。
1936年7月2日的志丹县城，阳光明媚，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海伦·斯诺与徐特立亲切交谈。
海伦·斯诺说：在陕甘宁边区办教育，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
徐特立说：在文化上，这里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陕北和甘肃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还有许多其他偏见，都是由于无知愚昧造成的，我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这种思想状态。如果有时间，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使全中国震惊的事情。
实地走访中，徐特立惊喜的发现，这里有办冬学的习惯，说明老百姓有求知的欲望，绝非愚不可教。办教育要从实际出发，为现实生产生活服务，使教育形式和内容符合当地生产和生活实际，满足人民愿望和要求。
深思熟虑以后，一个发展陕甘宁边区教育的方略在徐特立胸中渐渐成熟，这就是通过发展师范教育来带动基础教育和社会教育。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要素，在教师奇缺的陕北，必须把发展师范教育，培养教师放在首要地位。
红军长征初到陕北的1935年冬天，为了迅速培养急需的小学教员，西北办事处教育部协助陕北省教育部在瓦窑堡创办了一所小学教师寒假训练班，徐特立亲自担当训练班的班主任，从编写教材到上课，样样都干。不久，培养的八十名小学教师携带着文明的种子，走向边区各地，这是陕甘宁边区教育的第一批拓荒者。
1936年7月，新文字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徐特立是新文字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把新文字看作扫盲利器，在志丹县办起了夜校，开始了运用新文字扫盲的试验工作。这年冬天，在扫盲夜校的基础上，招收了一批病残战士和地方青年积极分子，创办了扫盲师范，并亲任校长，在边区开始了师范教育的最初尝试。没有课桌，到河沟搬回石板当桌子，没有教材和教师，采用新文字自编自教，在日后的社会教育中，这批学员成为运用新文字扫盲的生力军。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全国引起轰动。1937年1月，党中央从志丹迁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心。就在这个月，徐特立向中央政府提议创办一所列宁师范学校，毛主席指示，应当创办一所中等师范，校名应叫鲁迅师范，因为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这样一方面用以纪念鲁迅，另一方面有利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于是，1937年2月2日，扫盲师范易名为鲁迅师范，成为陕甘宁边区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王志匀任校长。校址设在延安二道街，校舍是中央财政部让出的几孔窑洞，学员只有原中央内务部介绍来扫盲班学习的红四方面军连排级不识字的干部，和延安机关送来的几个勤务员，总共23人，师生均在中央政府食堂吃饭。鲁师成立不久，延安粮食供给发生恐慌，学校迁往较为富裕的延长县城。
三 延长枣又红
贺国智家的客厅铺满了红枣，鲜艳的苹果散落其间，穿着粉红色衣服的妻子赤脚俯身，快速分拣，将残破不全品相丑陋的果子划拉到一边。我和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专门研究鲁迅师范学校历史的陈旭老师侧着身子，生怕踩踏了盈盈美色，延长县教育局陪同来的小伙子紧随其后，伸长脖子张望，犹豫着是否跟进来。
女主人惦着脚尖从果实里出来，并说亲戚送来的，每年都送来几背篓。同时清理出一溜白色地板砖，让我们放心地坦然交谈，眨眼间盛了一脸盆红枣苹果，依次递到我们手中。迫不及待吃了几颗红枣，又把苹果咬成月牙，清香四溢，欣喜迷恋。
县教育局的小伙子最先叫了一声贺校长好，贺国智笑呵呵地说，好久不见我这学生了。
我和陈旭异口同声地感叹，贺校长桃李满天下呢。
贺国智说：我只是化学老师，现在也从校长岗位上退下来了，不敢说培养了多少学生，但从延长中学走出去的优秀学生还是很多，有西安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延长石油公司的老总，北京还有几位专家。
陈旭说：贺校长谦虚，你是咱延安市有名的名优教师呢。
贺国智笑呵呵地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陈旭说：咱们是延安师范的校友嘛，延师的前身就是鲁迅师范学校。
贺国智说：是的，咱们学校呀，一直秉承学为人师身正为模的校训，以严格著称，老师教的认真，学生学的用功。上世纪几十年里，延安师范支撑着延安基础教育的天空，可惜现在连延师都不存在了，业务由你们学院管着吧。
陈旭说：延安技术学院由原来延安财经学校、延安教育学院、延安师范学校、延安农业学校、延安机电工程学校、延安林业学校等几所学校整合而成，延师也就是鲁师历史最久，从1937年到现在快八十年了。
我们请贺校长帮忙寻找鲁师旧址，并说已经在校园里找了一圈，没有发现旧窑洞。
贺国智说：只是听说鲁师在我们县办过，几年前有人来调查也没有找到，我在延中教了三十多年书，从来没有听说过鲁师在咱这里。
我拿出从《延长县志》上复印的一张纸念给贺校长：1937年2月，鲁迅师范学校由延安迁至延长，校址在今延长县中学内。3月初，陕甘宁边区教育部决定加强鲁迅师范学校，教育部长徐特立亲自到鲁师整顿。1938年3月日寇侵犯陕甘宁边区，鲁师搬到旬邑县马家堡村。3月23日，鲁师在延长县城内附设干部子弟小学班，1938年初该班转入延安干部子弟小学。
贺国智发出一声长长的咿，然后自言自语，真还在我们学校噢。
笑声过后，贺校长打了几个电话，联系上94岁的李锦季老人，李老先生曾经在延长中学工作过。
我们从延河一侧到了另一侧，延河大桥平坦宽阔，悬在河面高处，如同浮在半空的彩虹。老先生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耳聪目明，思维清晰。他说自己1947年从佳县来到延长，教过书种过地，挨批斗时口袋里装着老鼠药，实在受不了就一死了之，想着四个孩子乖巧伶俐，好几次把药掏出来又放回口袋。高考刚恢复，两个孩子同时考上大学，成为延长县四处飞扬的佳话，另一个孩子相跟着也上了大学，如今几个子女事业有成，分布全国各地，一个女儿嫁给北京知青，随夫在北京生活。他家故事常常被演绎，流传广远，成为延长家喻户晓的人物。至于鲁师旧址嘛，也不清楚，只知道学校里面有个识字巷，有几孔烂渣石片子窑洞，修建教学楼和教职工宿舍以后破窑就不见了。
贺国智和陈旭议论，烂渣石窑洞可能就是当年的校址，掺加渣石片子墙壁才坚固耐用。
告别李老先生，再见延河水。
淡黄色的延河水蜿蜒在沟壑山峦间，县城依河而建，延长中学后山上到处都是窑洞，无需刻意抬头就能看见。既然整个校园几乎全是水泥建筑，已无旧日模样，或许能从后山觅得一丝久远的气息。
上山的小路弯又长，曲曲折折向天长，好几次差点摔跤，幸亏贺国智及时拽住我，交谈却没有中断。
一边闲聊，一边听风声鸟鸣。
窑洞鳞次栉比，沿山坡由高向低，天女散花一般洒着。有的窑洞已经废弃，小小的院落长着苜蓿茅草西红柿茄子，国槐枣树比肩而立，树叶婆娑，红枣诱人。窑洞外墙的确有渣石片子夹杂其中，更多的是直接挖山掏洞，窑里往往有一个巨大的土炕，旁边自然是烧炕做饭的土灶。随意走进一孔窑洞，一位老太婆坐在炕上看电视，宝塔山在屏幕上一掠而过，细看是一部抗战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一群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在延河边扭着秧歌。一阵惊喜，这些青年中会不会有当年鲁迅师范的师生的后代呢，多么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哦。
贺国智指着窑洞一角略微鼓起的地方告诉我，那就是烧炕做饭的烟囱，窑洞挖好以后，得找一个身材瘦削灵光的男孩挖烟囱，这可是个技术活。小家伙在黑咕隆咚的细洞里从下向上挖，下面得有人不停的把落下的泥土运出去，如果手脚不麻利，泥土拥堵太实，小家伙会在里面憋死，他小时候最怕干这活。
望着弧形的窑洞顶壁，微微凸起略显黑色的烟囱，心想多年以前的鲁师老师和学生是不是也住在这样的窑洞里，会不会也掏过烟囱烧过土炕呢。或者，干脆就住在这孔窑洞里。
站了一会，有些紧张，窑洞一旦垮塌下来，必死无疑。转身出了窑洞，阳光灿烂，微风轻拂，野菊妍艳。四下望去，延长县城尽收眼底，楼房林立，街道宽敞，汽车行人川流不息。
恍惚间，人群里出现了众多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他们是徐特立、王志匀、李子钦、马肖云、赵文藻、马键翎、冯元硕……
王志匀的声音再次响起：1937年2月，从延安起身，我带了三十几个文盲，一个管理员就是我，可怜的很，校长也是我，教员也是我，做饭时学生轮流煮，我还得去帮忙，因为学员是从四方面军来的，不会擀面，不会蒸馍，吃米哩。趋势发展的很猛很快，我们没有料想到，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宣布，韩城的学生背个包包，每天来十个八个，简直应接不暇。我就给徐老写信，我说受不了啦，外面的师范生高中生来了，一所私立中学的学生也来了，人手不够哇。中央组织部想办法，韩城来了四五个地下党员，哎呀，他们就知道了，中央组织部指名调，都调来了，呵呵。我们的队伍就这样壮大了，由扫盲班发展到师范班，可不是文盲班，如果说文盲班，人家误解我在培养文盲哩，我是扫盲的。师范班学制确定为半年，徐老说一年，后来一年也学不下来，机关单位学校都需要人才，入校几个月都分配工作啦。学员多了，教员也增加了，中央决定派马教务长马肖云来了，他是高级班的班主任，赵文藻一批还来了一位女教师，还不够，又从抗大和党校招来教员，当时陕甘宁边区把教育力量都投到鲁师了，只要是高等学校都想请李子钦任教，我们留住了他。还有个干部子弟小学班，后来转入延安干部子弟小学，那一批十几个娃娃后来都到北京了，青出于蓝胜于蓝，有的都是兵团级了，当年还是调皮小鬼。
四 风华正茂
鲁迅师范从成立到结束，学生来源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大关中各县，其中韩城县及合阳县东北区学生较多，有人把鲁迅师范戏称为韩城师范。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亲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会晤，迫使蒋介石从抗日大局出发，进行了国共第二次合作。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红军改为八路军。八路军于1937年由边区出发，路经韩城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在韩城前后两个月之久，并留有人员，向韩城人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与抗日意义，为青年指明了革命道路和前进方向，青年人到边区受教育免费，生活由国家承担。本县的民先队也非常活跃，配合宣传抗日救国，帮助鼓动教育青年接受革命思想教育。来自北京天津太原等地的青年学生，过黄河经韩城到西安和陕北，也影响了本地青年学生。当时从韩城到延安一路畅通，没有国民党的阻拦，如此有利的条件，促使大批青年奔向陕北投入革命，也有一部分青年随抗日大军到了前线。
韩城学生大批进入边区，本县学生锐减，以至于有的学校无法开课。1939年初国民党加强对边区封锁，前往边区的青年学生才逐渐减少。
两年多的时间里，鲁师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延泽民、焦力人、杜鹏程、高步林、习仲恺、鬲贯中、冯元硕、张振候、孙炳先、赵智翔、范云轩、亢思逊、杨德厚、雷高艺……
学员纷至沓来，教员弥足珍贵，多年以后，李子钦依然记得初到鲁师的细枝末节。
他说：我是延长人，几年没有回家，刚从关中回来，听说鲁迅师范在城里，我在县城上过学还教过书，就去城里看看，一去王志匀校长就把我扣住了，不让我走。我说不行啊，徐老让我到其他地方办教育呢，他说给徐老请示一下，徐老就同意了，结果我就留在鲁师。恰恰韩城的同学，宜君的同学，中部地区的同学，中学毕业的，高小毕业的都来了，就成立了师范班，师范班在当时的文化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会儿教员太少，我混了几天大学嘛，就把班主任担起来了。
鲁师成立的时候，还有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这两所学校实行的是国民党化教育，后来由共产党接管。在我们的政权下鲁师是第一所中学，我们都倍加爱护。当初毕业的学员在陕甘宁边区教育文化诸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有的成为各条战线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特别是解放以后，为祖国建设作了很多工作，许多人还担任重要职务，成为国家的栋梁，当然，也有人英勇牺牲，为国捐躯……
2015年秋天，听着故人的声音，努力想象李子钦的模样，怎么也描摹不出来，只是觉得他是一位随和的知识分子。
我在故纸堆里寻觅鲁师的气息，谦卑地走近每位灵魂，希望与他们一同听课，一同休闲娱乐。一个清晨，徐特立抱着一床尿湿的褥子晾晒在阳光里，这一奇闻异事，惊雷一般炸响校园。有人指指点点，有人捂嘴大笑，有人躲在窑洞里偷着乐，有人聚在枣树下，看似猜谜语，讲故事，却一眼一眼盯着粗布褥子，眼里全是窃喜，水汪汪，信马由缰，怎样用力都遮掩不住。有人推推搡搡，说那褥子一定是对方的，神一样的徐老肯定不会尿床。也有人无限同情，徐老是不是生病了。碎语流传了几天，终于打探到实情，徐特立的警卫员才十三四岁，偶尔还会尿床，徐老不但帮小鬼晾晒被褥，还缝补衣服料理家务。
小心翼翼，抵达久远的岁月，愈是走近，思虑愈盛。突然间增多的学生，稀缺的老师，上课总得有书可教，教材课本来自何方。我像怯懦的探路者，卑微谨慎，不敢轻视每一株树木，不敢略过一小片苔藓，甚至不敢漏掉山芙蓉开花的声音，落雪的声音，雏鸟的第一声啼鸣，松针飘零在霞光中的身姿。调动每一根神经，集中每一缕思绪，跨越时空，想象沟壑中的延长县城，延河水畔，同男生一同打球赛跑，与女生一起八卦趣事，对某位老师特别喜爱，更愿意同谁交往，谁家的醉枣更香甜。还喜欢嘀咕老师的特点，徐特立知识广博，儒雅练达。王志匀大妈一样事无巨细，亲力亲为。马肖云谈笑风生，气场强大。李子钦亲和友善，循循善诱。马健翎挥洒自如，激情飞扬。赵文藻心直口快，青春靓丽。
风华正茂的青春学子，翻山越岭，过河淌水，有的兴冲冲唱着歌来了。有的忐忑纠结面色蜡黄，鼻子耳朵挂着问号来了。有的一脸懵懂，掷着土坷垃打着鸟来了。羞怯，踌躇，迷茫，惊喜，艰辛，快乐。表情各异，心情不同。
多日以后，终于从尘封中出浴，携来几缕明晰。
陕甘宁边区中等学校教材，起初只是由边区教育厅提出总要求，由教员根据各校教务处制定的课程内容及教学进度，自行编写提纲或讲义，付印前交教务处初次审核，再送教育厅审定。抗战初期，各中等学校大多模仿高级干部学校，偏重政治教育，教材内容主要以国防教育为宗旨，以抗战建国为中心。
徐特立在鲁迅师范学校生活工作了三个多月，规范和制定了较为详实的一套方案。
课程设置根据战争和边区教育发展需要而确定。鲁师政治课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为教材。中国地理以抗战地理为主。中国历史主要讲中国近代史，以李鼎声著的《中国近代史》为主要教材。自然常识以防空防毒及日常卫生知识为内容。国文则以富有民族思想的各种文章为内容。
初级班共设置15门课程，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政治理论课，包括社会科学、政治课和民众运动课。第二类军事课，包括军事常识、军事训练、游击战术和体育课。第三类文化基础知识课，包括国语、算术、中国地理、中国历史、自然常识、音乐。第四类教育业务课，包括国防教育概论、教学法、管理法。高级师范班的课程增加了教育学比重，并增设教育行政课，其他课程和初级师范班大体相同。预备班不设教育业务、社会科学、历史、地理等课程。增加了新文字课，其他课与师范班相同。
学校设教务处、训导（训育）处、总务处。教务主任马肖云，训导主任董耀卿，总务主任傅贵典，党总支书记陈洪忠。
《鲁迅师范学校校歌》随即产生，词作者成仿吾，吕骥为其谱曲。成仿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翻译家。1921年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日本东京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后来奔赴延安，任陕北公学校长。吕骥在延安时期创作旺盛，不但为鲁迅师范学校谱写了校歌，还为抗日军政大学谱写了校歌。是我国著名音乐评论家，作曲家，音乐活动家。作品有《自由神》《放下你的鞭子》《中华民族不会亡》《保卫马德里》《参加八路军》《开荒》等。
平时，鲁师校园里总是飘荡着悠扬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还会唱起《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各种大型活动自然要唱《鲁迅师范学校校歌》，救救孩子的呼声喊在二十年前，教育孩子的责任落在我们两肩，我们鲁迅师范的青年。敌人的炮火响在黄河边，战士们战斗在前线。要艰苦学习，努力锻炼，才有健康的奶汁哺乳孩子们，他们是我们民族的明天。
几十年以后的1985年5月，鲁迅师范学校的师生相聚在陕西省委党校的时候，年逾花甲的学员，耄耋之年的老师，张口就唱起这首校歌。
鲁师同延安时期的机关单位一样，万象更新，朝气蓬勃，每天有忙不完的工作，既上文化课也练习战术，还承担社会活动，师生会被随时调走或派出工作。
鲁师的队伍日新月异，逐渐壮大，学生文化程度由文盲提高到初小高小毕业水平，还有少数中学毕业生。学生由最初的23人增加到360人。
没有粉笔，利用木炭粘土做粉笔。没有毛笔纸张，就在沙盘泥地练习写字。没有书的时候，就不依靠书本，凭借理解力和记忆力来学习，只要教员有一本书，就可以进行讲课，至于桌椅更不是问题。没有教室，野外教学。
经过枪林弹雨凄风苦雨的万里长征，再经过延安的小米加步枪锤炼，毛泽东的羽翼日渐丰满，从一代枭雄华丽升级为杰出领袖。陕北延安神话一般，发力膨胀，成为亿万人向往的红都，各种人才纷至沓来，各种文化交融碰撞。荒凉贫瘠的黄土高原焕发出勃勃生机，父母送子上前线，妻子送郎进机关，夫妻识字，兄妹开荒，自给自足。
随着小学教育的发展，师资数量不够，质量不高成为突出问题。单凭鲁迅师范的培养是满足不了需要的。为了尽快培养师资力量，提高小学教员的文化政治素质，边区教育部还利用寒暑假，举办小学教员训练班。
徐特立非常重视小学教育，认为儿童教育是一切国民教育的基础。1937年徐老恰好耳顺之年，依然亲临指导，登台讲课，经常与学员促其交谈，嘘寒问暖。
1937年10月19日，毛主席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师范学校很快成为一所闻名遐迩的学校，声誉远播全国。
五 城固才女赵文藻
最先引起注意的是赵文藻的声音，尽管是三十年前的录音，依然挟着浓浓的乡音，真可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老人家中气十足，声音响亮，菜豆腐热面皮的腔调清晰可辨。
她说：离开鲁迅师范已经47年了，能与老师同学相聚，的确感慨万千，多少话不知道怎么说，今天找王志匀校长和李子钦老师，都没有找到，好不容易找到了，咱们都老了，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大家都叫我马丫头。几十年里，国家民族人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进入了四化建设新时期，我们这一代还在经受着争取和平避免战争的考验，新的历史情况下又召开了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意义是不简单的。
鲁师原来想叫列宁师范，这段历史我们都不知道，鲁迅师范是一所新型的师范，这一点很重要。鲁师是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亲自领导蹲点创办的学校，我认为徐特立是鲁迅师范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徐老创办的鲁迅师范在中国教育史上应该永远载入史册。从建校到现在48年了，每位同学在不同的岗位上进行着不平凡的斗争，都有了不起的成绩和贡献，如果写起来，也许比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都长，内容还要丰富，尤其我们林校长林迪生同志，为党的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延长时期鲁迅师范学校外号叫稀饭学校，多数时候小米煮南瓜外加土豆，馒头是不能天天吃的，这是鲁师的新型特点之一。鲁师校部也是老中青三结合，学生来源，有红军有游击队员，有陕甘宁边区的农村青年，还有放牛娃。前几年我到中央去找王首道同志，一进门，一位高个子人说，哎呀这不是赵老师么，我就是那个放牛娃。鲁师的另一个特点，教师无高薪，每人每月只有仅够买牙膏牙刷鞋袜纸笔的钱……
乡音的别名叫集结号，是一种情绪，一种遮蔽着的力量，难怪古人把他乡遇故知归为人生三大幸事之一。寻着赵文藻的乡音，追寻她的经历。
从作家萧军的《延安日记》中见到赵文藻的名字，只是寥寥几个字，看不出来龙去脉，前世今生。只好寻觅家乡史料，找到的则是描写赵文藻胞妹赵文艺的文章，从侧面可以窥见一斑。
赵文艺的父亲赵子伦是位名医，母亲也识字，养育二男三女，赵文艺排行为三。受五四新风影响，父母都很开明，几个孩子，无论男女都送进新式学校。赵文艺胞兄赵寿谐为汉中最早地下党员之一，胞姐赵文藻投身延安，曾为革命元老吴玉章的秘书，解放后任安徽省博物馆副馆长，其余兄妹也都学业有成。赵文艺是西北联合大学迁汉中期间，城固县第一位考入联大的女生。后来定居台北，在教育文学妇幼乃至立法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成就皇皇。
赵文藻的胞妹赵文艺留有照片，端庄，文静，漂亮，大方。由此推测，赵文藻也不逊色。
枝蔓延宕，终于读到赵文藻纪念战友龚逢春的一篇文章。
——二三十年代，陕西城固县城内，作为地下县委机关的一个家庭，那就是我的家。龚逢春同志也是城固县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本县高小教师，实际是地下党领导人之一。他以和我哥哥同事的名义，成了我家常客。龚逢春能拉会唱，风趣幽默，诗文书画无不擅长，在本县宣传抗日反蒋舞台上常常看到他的身影，作为观众的城固县学生没有不认识龚老师的。起初，我只是把他当作哥哥的好朋友，像尊重哥哥一样敬重他。一次，哥哥以庆贺新婚，请吃喜酒的名义，大宴宾客，让我带着弟妹在巷道里大门外，踢毽子拍皮球站岗放哨，我看到龚逢春贾拓夫等同志都在宾客之中。
事后我才知道，这次宴会实际是党的一次重要会议。1931年我入党以后，才知道龚逢春的真实身份，更加尊重和敬仰他。1937年春，我在延安抗大学习，后来到延长鲁迅师范学校任政治教员，几乎每天都要带上学生在大道两旁欢送上前线的部队。一天，龚逢春同志来校看我，他是随部队去山西上前线路过延长的……
这篇文章的结尾，标明赵文藻是安徽省文联负责人。由此，终于清楚了一位女革命家的漫长一生。
如果赵文藻活着，应该也是百岁老人。
一切相知，皆因有缘。
六 桂花树下说九泉
接手书写鲁迅师范学校这部作品的时候，最先见到的是张振候的短文《回忆鲁迅师范》。迫不及待地读了两遍，云山雾海，焦虑不已。两个月以后的现在，再看这些文字，亲近又轻松。更觉大师的名言精准，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张振候入校的时候恰好赶上师范班毕业，师生们为这一届毕业生开了欢送大会，祝贺他们走上新的战斗岗位，还组织了文艺演出。
张振候所在的师范班只剩下33人，为防日本飞机轰炸，过的是军事化生活，一天夜里紧急集合，没有经验的新生连裤子都来不及穿，鞋袜丢落一地。离延长县城不远的黄河对岸大炮时常响起，学习受到影响。师生用大量时间修建防空教室，有时候学一些拉丁文。按我掌握的素材分析，张振候所说的拉丁文应该是新文字。当时的伙食非常简单，吃的小米是从山西运来的义仓粮食，霉味很重，菜是清水煮萝卜丝，上面漂着几片辣椒片，连油花花都很难见到。
他的班主任是赵文藻，二十七八岁的样子，迁校路过延安时，组织上把她留了下来，留在延安的还有校长王志匀，他去了边区教育厅工作。
全校师生在延安只住了一天，借宿在一所学校里。当天下午四五点有首长来看望大家，并会见了鲁师的新老负责同志，待首长走以后，才听说有毛主席林柏渠和边区教育厅长等同志。那件事对他触动很大，觉得首长对学校非常关心，也为没有认出毛主席而后悔。
教育厅派来的新校长就是林迪生，由他带领全体教工10多人和150多名学生，前往新正县马家堡村，新正县就是现在的旬邑县。刚到马家堡麦子还没有收割，吃了一段时间半裸麦粒子。到马家堡以后又招了100名左右新生，学生总数达250多人。
按照张振候的说法，林校长对人和蔼可亲，对学生不厌其烦。几十年以后，慈祥的面容，爽朗的笑声经常浮现在眼前，响在耳边。教务主任是马肖云，训育主任是刘端棻，他们俩讲课非常负责，能抓住学生的内心活动，在同学中间很有威信，班主任叫李一纯……
立即对李一纯产生了兴趣，与她有关的诸多名字更是如雷贯耳，名垂青史。
李一纯，原名李崇英，1899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与杨开慧交谊深厚，经常聆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蔡和森纵论天下，谈古论今，后来成为杨开智的妻子，也就是杨开慧和毛泽东的嫂子。后赴莫斯科留学，先后与李立三和蔡和森结婚，几个子女学有所成，成绩斐然。
1937年，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李一纯就奔向延安，尽管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热情不减当年，先后在鲁迅师范和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任教，解放后在北戴河中直疗养院和北京中直机关等单位工作。1984年夏花盛开之时，85岁的李一纯处于弥留之际，喃喃自语：我走了，我走了，我要很好很好的红颜色……
读到这些文字，静静地坐在桌前，沉思良久，一位文雅贤淑的女子，是怎样一步一步，一年一年丈量上世纪那些波澜壮阔风云变幻岁月的，没有三头六臂，也是铮铮铁人啊。
时光再次回溯到陕北高原，1937年2月，鲁师从延安迁至延长后，人员尽管增加很快，由于粮食基本能够保证，教学秩序井然，相对稳定了一个时期。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日本飞机空袭陕北，隔黄河炮击宋家川，黄河沿岸战事吃紧，师生安全受到威胁。为防御敌人进犯，大军迅速集结延长等县，造成延长人员骤增，吃粮成为最大困难，物价看涨，鲁师只能再次搬迁。
1938年早春，黄土地上的紫花苜蓿沙打旺刚刚破土，紫穗槐和枣树尚无绿意，连豆粒大小的苞蕾都不曾出现。师生们徒步几百公里从陕北到关中，到达关中分区领导机关驻地时，受到分区领导和各界群众欢迎。专署教育特派员张剑颖带领干部及新正县小学师生，顶着乍暖春风到马家堡村东五里外欢迎他们。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分区专员霍维德专门接见了大家。人们纷纷议论，边区仅有的中等师范学校搬到关中分区来啦。
2015年9月的一天，前往西安市一处干休所拜访耄耋老人冯元硕，离休以前，冯老担任西安市人大副主任等职，也是鲁迅师范少数几位健在者之一。
也许是干休所上了年月，院中石榴红艳，籽粒喷薄欲出，桃叶苍黄，随风沙沙，最是那银桂葱郁，尚有淡淡香馨，缭绕绵绵。冯老夫妻俩住在一楼，封闭的玻璃阳台攀附着牵牛花，绿亮亮的叶间点缀着粉嘟嘟的小喇叭，有的向里吹着，有的向院中的绿荫撒着欢儿，儿孙在国内国外各自忙碌，两位老人悠然自得安享晚年。女主人热情沏茶，赶紧起身接住茶杯，歉疚致谢。
白发如银的冯老思维敏捷，记忆清晰，矍铄儒雅，听他讲述的同时，整面墙的书柜引人注目，时不时侧目张望。书柜里整齐地摆放着精装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8卷，《列宁全集》39卷，《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集》《世界通史》《中国哲学史》《鲁迅日记》《李自成传》等书。
见识过作家学者书法家的书房，欣赏过众多图书，第一次看见如此高大上的领袖著作，还是忍不住询问究竟。
冯老说解放后他到中央党校学习过，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过，在京共计十多年。
睁大眼睛，久久地盯视他，好一阵才合上嘴。岁月真的如歌噢，比想象更加强悍，能把一个乡村孩子，鲁师学员，马列主义专家，行政官员联袂在一起。大概只有特殊年代，才会出现火星与玫瑰组合，轮船与神话并行的壮举。乱世出豪杰，时势造英雄，如此如斯。
适时地向他表示了敬重和崇拜，他则一脸坦然，徐徐道来，跟着他的思维，去往战火纷飞的年代。
1938年元宵节过后的一天夜里，14岁的冯元硕靠在母亲的膝盖上，母亲一边抹泪，一边为他缝补衣服鞋袜，次日清晨，怀揣已经出嫁的大姐二姐各给的一元私房钱，加上母亲东借西凑的一元钱，经过父亲坟墓时多看了几眼，才同已经约好的高小同学一道，离开炊烟尚未升起的韩城老家，踏上前往陕北的黄土路。因为有先行的老乡同学推荐，六天之后，直接到达延长县城鲁迅师范学校。
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在露天院子上课，教材提纲是油印的，全靠自己记笔记。一次上课，邻座的红军女战士发现他用新文字记笔记，又快又好，就向他请教。她也教他演话剧唱歌跳舞，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在延长学习了不到两个月，河防吃紧，学校迁往关中马家堡。他与几位年龄小的同学先一天出发，一头小毛驴驮着行李，步行三天才到延安。碰巧的是竟然在延安南城门口见到了二哥。二哥随来陕北运盐的老乡专程来看望他，带来了小学时唯一的校服，一床被面一条皮带。师生们会合以后，听了一场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的报告，主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徒步一周才达到马家堡。
走过长长的路，学习了文化课，少年冯元硕才知道延长县东临黄河，西接延安，是陕甘宁边区的东大门，县城有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也大致知道了陕甘宁边区的范围，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3个县，不到两百万人口。有些数据当时并不理解，参加工作以后，才逐渐领会。
有件事他至今记得清楚，马家堡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党委专署所在地，紧靠国民党控制的职田镇，陕北公学分校在邻近的看花宫。鲁师校部和预备班在马家堡，师范班住在沟对面的畅坡头，由于年龄小，行军途中常受关照，平时也没有执过勤放过哨，便自告奋勇到校部打灯油。当时感觉只有一二里路，下沟上坡，盘来绕去，才知道足有五里地。返回时天渐渐黑了下来，还下起了蒙蒙细雨，不知不觉迷失了方向，急得直哭鼻子。哭得没劲了，发现有一户人家亮着灯，大着胆子推门，没想到主人非常热情，立即把他送回住地。回去以后同学们不但没有笑话他，还安慰他下次少走夜路。
迁到马家堡以后，伙食好了许多，经常能吃到白面馒头，由于人多，面条下锅容易糊汤，就不太吃擀面。煮小米干饭的时候，炊事员会把黄亮亮的锅巴分给嘴巴乖巧的女同学，男同学看得眼红。学校吃水要到河沟挑水或毛驴驮水，一年四季不洗澡，也没有洗澡的习惯，更不刷牙。有的老师很讲究，知识渊博，见多识广，同学们很羡慕，学着老师的样子，洗脸刷牙，说话文明，对人礼貌。
当时，有的乡镇连一个中学毕业生都没有，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不会读报念文件写信。后来西北局要求，一个区配备一位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干部，提高文化是当时党和政府的大事。所以，师生们在当时非常受尊重，总体感觉老师比当地干部水平要高。
1938年8月，冯元硕从鲁师毕业，当过很长一段时间小学教员，然后到北京学习。
结束采访的时候，冯老送给我一本他编著的《盛世警钟》，这是他十余年的呕心之作。文如其名，如见内容，更见冰心。斟酌间，又送给我一本他的作品集《足迹与心声》，封面和封底是他与老伴相互搀扶，徜徉在竹林绿荫中的彩色照片。
然后，我们谈到了死亡。他说以前同学同事去世他会去吊唁，现在没有人通知他，也就不去了。
说这些的时候，他一脸淡然，无欲无求，不喜不悲，恍若童子。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温婉亲和。微风掠过，桂花飘洒，好似花雨。
随手翻开《足迹与心声》，欢欣喜悦。
——像我这样的党员干部，在我们党内很多很多，已经逝去的前人，无愧后人，现在幸存的，无愧前人。当我有一天去见马克思的时候，他和他的同志们承认我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诚信奉者，我就心满意足含笑九泉了。
这里所说的九泉，可能远在天涯，也可能近在咫尺，我就选定在我家院子的桂花树下。我们家有个小小的庭院，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银桂，是我亲手栽植的，陪伴我度过了20多个春秋，也算是我晚年的见证者。它四季常青，郁郁葱葱，每年中秋，国庆期间，花蕊布满枝头叶间，尽情释放清香，令人神怡心醉，路人常驻足，赞声不绝。之所以喜好它，是因为它长势挺拔，不畏寒暑，叶绿吐氧气，花洁而不艳。待我百年之后，撒把骨灰给它，使之茁壮生长，借其真善美，传我精气神。吟小诗，嘱子孙。
天地日月有轮回/人生百年终成灰/尔捧一掬撒院中/金秋花魂随风归。
黛玉葬花空悲咽/香骨柔情两难分/我若长眠桂树下/甘作护花一使君。
七 慈祥之师
这个秋天，目光总是越过树梢与飞鸟，长久地望向空空的地方，有时候焦虑，有时候会心一笑。更多的时候，只是那样望着，保持一种姿态，什么也不思，什么也不想。希望一直这样，专业晒太阳，业余赏花品茗。但又一个劲地告诫自己，应该以林迪生为榜样，成为有信念的人，笃定坚韧，精进到老，把自己过成一朵花，一生都艳如夏花。而这花，有千万花瓣，同叫一个名字，敬重。
普通人对普通人的尊重是敬意，普通人对高洁之人，圣坛上的人，神往仰慕，我对林迪生则无限迷恋。
秋阳中，非常容易地找到了徐特立和杜鹏程的资料，其他则稀缺寥寥，数日里，异常迷茫，惶惶无望。仰起脖子看天空，望不见澄澈的蓝，洁净的白，一架飞机悠悠而来，缓缓而去，播撒一行芦花。如果变成云彩，会不会一览众山小，前知古人后知来者。
忽然的，上了网，百度百科跳出林迪生的简历，太简略。用了心仔细检索，一条消息跃然而出，“泗淋小学更名为林迪生小学”，信息来自2010年《台州日报》。这条简讯像隆冬的篝火，瞬间照亮了我，惊喜又温和。顺着蔓儿，找到了林迪生小学的电话，拨打过去，总是忙音。通过114找到浙江省三门县教育局的电话，对方非常热情，将小学校长的手机号码告诉给我，校长一定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吴侬软语，行云流水。她给我讲了林老的家庭情况，然后告诉我一个座机号码。
接电话的也是一位女士，江南方言比较重，我请她讲普通话，对方放慢语速，交流稍微顺畅一些。听到要写林老的文章，她一再感谢，说这是后辈人的事，没想到一个外乡人会关注她叔叔。她告诉了林老生前秘书的联系方式，并将自己儿子孙女的电话告诉我，建议我到北京找毛主席身边一位工作人员，林老在京工作生活期间，他们交往甚多，除此之外，还可以采访某某。
我插了一句话，问她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她说叔叔生命的最后几年，由她照顾生活起居，家里来什么人，谁最关心叔叔，她最清楚。
试着问她多大年龄，她说自己78岁，叫林素贞，是林迪生的侄女。小时候父母不让她读中学，认为女孩子认识几个字就行了，是叔叔鼓励她继续读书，并把生活费按期寄到学校，读师范也是叔叔帮她确定的。当时乡村小学大多设在祠堂庙宇，教师工资不如一个乡村干部收入高，她对报考师范兴趣不大。叔叔来信教诲她，会当老师的人，不仅是教学生学一些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学生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人，能教别人做人，干其他工作也会得心应手。所以，黄岩师范毕业以后，本来能进机关当公务员，她则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从教33年，退休多年，走到村子街巷还有人叫她林老师，她喜欢这个称呼。
林迪生侄女的出现，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关于林老的纪念文章，生平介绍，题词文稿，传记等等雪片一样飞来，一时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有一个词能准确形容，那就是铺天盖地。
由此，也知道了林迪生的众多故事，这些故事如同珠圆玉润的珍珠，每一粒都闪着美伦之光。
算起来，林迪生是一位世纪老人。1903年出生在浙江省临海县泗淋村，这个村后来划归三门县。幼时取名林攸绵，6岁时祖父送他上了私塾，台州中学毕业以后，考入上海大同大学，专修英文，后又入上海大夏大学专攻教育学。在校期间入党，大革命失败后，受组织委派，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党组织。期间搞过工人识字运动，还到日本留过学，回乡后创办泗淋小学。1933年到四川宜昌中学教书并开展革命活动。1937年初辗转来到延安，到中央苏维埃西北办事处教育部工作，并担任社会教育科科长，徐特立是教育部长。与徐老一起工作的日子，对他影响巨大，如果把林迪生一生分成几个阶段，与徐老共事这个阶段，应该是他从教育工作者向中国现代教育家过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风雨几十年，林迪生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严以律己的高贵品质，这些都是徐老感染给他的。联系实际，爱生如子等教育思想和作风，也深受徐老影响。
解放后林迪生担任兰州大学校长副校长26年，文革结束后，调京任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到各省调研期间，不坐接待方安排的小车，自己搭乘公交车，资助捐赠多位需要帮助的人，直到1997年生病去世，组织才知道他根本没有积蓄。妻子陈楚平曾经担任邓颖超的秘书，邓大姐为他俩搭起爱的鹊桥。进京不久，妻子离世，已经当了奶奶的侄女林素贞陪伴他到生命终结。
鲁师与边区中学合并以后，林迪生还在延安大学教过书，一位学生也已是耄耋老人，回忆起林迪生，深情依旧。他说，林老是他一生中最敬爱的老师，每逢星期天，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齐聚他家，一起做饭聊天，星光闪烁的时候，他家窑洞门口就是故事会场，林老对青年学生就像亲切慈祥的父亲。
1957年，林老的学生杜鹏程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林校长进行了描述。
——校长的衣袖和裤子都很破，穿双草鞋，面孔慈祥亲切，只有从那络腮胡子和闪着坚定明晰光亮的眼睛里，才可以觉察到他不仅是位苦口婆心的教师，还是一位经受过大的生活波涛的人。校长注视了我一阵，问了我简单的经历，把我带到村边一家老乡的草棚子里，让我住下，告诉我明天举行入学考试，转身离开的时候又说，你怕不怕艰苦生活？然后抚摸着我的背，笑了笑，才走开。校长既朴素又和蔼可亲，看到他就让我想起母亲。同学们交头接耳地说，这就是老校长，其实他并不老，为什么叫老校长，大概是亲切吧。
杜鹏程从鲁迅师范毕业以后，到延川县农村工作三年后又到延安大学读书，一个星期天，到山里割谷子，竟然在割谷子的队伍中发现了老校长。亲切的长着络腮胡子的面孔上慈祥的眼睛依然如昔，只是眼角的皱纹增加了，衣服还是三四年前的衣服，却更加破旧。收割庄稼回来，他引我爬上山坡，到了他住的小窑洞。窑洞里支个木板床，床边有一张小桌子，很多外文书籍堆在地上。
从此，杜鹏程经常到这孔小窑洞，坐在床上念英语单词。
在兰州大学，林迪生经常与尖子生保持密切联系，无论在校学习期间，还是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经常受到林老的教育，许多学生由衷地说，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充满着林校长的心血。
张敬业是物理系一位优秀学生，文革中一度消沉，林校长对他说，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需要科技，需要自然科学。当他得知张敬业1974年要给周总理写信时，劝导他不要为之，潜心钻研，自学英语。后来张敬业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在关于“核相的分析和核相图”的研究中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绩。文革中自学的英语，也使他达到与国外核物理科学家熟练交流学术，在国际讲台上熟练讲学的水平。张敬业说，如果说自己在核物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国际上受到较好评价，除了别的因素，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林老与他两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使他鼓起了重新向科学进军的风帆。
解放初期，兰州大学生物系有一位名叫岳德超的女同学，由于幼年患中耳炎发展成重型耳聋，听课非常困难，入学后学习跟不上，对学习失去了信心。有一次，听一个报告里说，20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国家对每一个大学生的培养都是有目标有计划的。她觉得自己达不到国家和人民的期望，就提出退学，免得对国家造成浪费。林校长知道以后，推荐她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让她学习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坚韧性格，并对她说，祖国建设需要人才，你是完全有希望的。
大学毕业以后，岳德超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工作，研究成果颇丰，其中麦角菌产生角新验的研究，蜜环菌的培养利用研究等两项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灵芝菌研究获得全国医学卫生科学大会奖，为创立药用真菌专业做出了贡献。
在林迪生漫长的60余年教育生涯中，对青年学子的爱是真诚的，以一贯之的，视学生为希望和未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太阳的光辉温暖人间。
八 马家堡回声
车到马家堡的时候，路边立着一根木柱，上面钉着带箭头的木牌子，牌子像附近的苹果树，繁盛得一时分不清到底有多少，谁重要谁次之。到了革命旧址展馆，才略知一二。
马栏马家堡革命旧址属于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重要活动地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此驻扎和活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圣地延安的前沿哨所，是关中分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是仁人志士和军需物资通往延安的重要驿站和红色通道，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
这里的革命遗存有关中分区、陕西省委、关中地委旧址、红二十六军成立地旧址、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旧址、工字房、七孔桥和烈士陵园等。这里也是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全国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同前往马家堡的有鲁迅师范学校师范一班学员高步林的后代高涛等人，在那里我们找到了鲁迅师范和二师旧址。
1940年春在关中设立第二师范学校，关中分区书记习仲勋兼任校长，刘端棻为副校长。在定边设立第三师范学校，副校长卢勤良主持工作，教导主任是刘若曾。1940年夏接办绥德师范学校。1941年设立鄜县师范学校，鄜县就是现在的富县。以上师范学校除绥德师范学校为四年制外，其余均为二年制的简易师范学校，还有陇东中学设有二年制的简易师范班。陕甘宁边区当时因为迫切需要小学师资，中等学校多为师范学校，在1941年的七所中等学校中，师范学校就有五所，普通学校仅有两所。
进到鲁迅师范展厅，竟无鲁师师生合影照片，资料也不太全面。面对此情此景，心生悲凉，更加坚定了信念，唱响延安精神，还原鲁师风貌。
当然，在马家堡也找到了珍贵的资料，看到了鲁迅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
同时，大致理清了鲁师在马家堡的基本概况。
1938年4月1日，新任校长林迪生带领鲁师全体师生抵达关中马家堡，次日休整一天，第三日进行编级考试，4日正式上课，两个师范班，一个预备班。校部和预备班住在马家堡，师范班住在沟对面的畅坡头。
学校初到关中，各县急需小学教员，便从师范班选出28位比较优秀的学生，训练一个月，分配到关中及庆阳县工作，得到各县欢迎，鲁师在关中各县印象非常好。
有段时间，师生供给紧张，自力更生，开荒种地，柳树叶子充饥，有的桌子三条腿，窑洞既是寝室也是教室，还是自习室。鲁师先后在赵庄和雷庄住过。师生利用课外活动和体育课，足足用了三个月时间，自己动手，挖了十三孔窑洞，大家住得相对集中一些。1939年春，国共两党发生摩擦，旬邑事件发生，为保障师生安全，1939年7月，全体师生分三队先后返回陕北吊儿沟，鲁迅师范学校正式结束。
鲁师在关中办学共计16个月，处于兴盛到结束这个时期。鲁师从1937年2月成立，到1939年7月结束，从最初的扫盲班到较为正规的师范学校，共培养了近500名学员，8个班（队）。
鲁师从成立到结束历时两年多时间，前后三次搬迁，足见战争对教育的影响。如果把鲁师比作艳丽的奇葩，也是生长在战争的夹缝中，经历战火洗礼，英勇顽强，由娇弱到盎然丰硕的花朵。
1937年2月，鲁师在延安成立不久搬迁至延长，再从延长搬迁到关中马家堡，然后从马家堡迁到安塞县的吊儿沟，与当时的边区中学合并，改名为边区师范，后亦称边区第一师范，教育厅厅长周扬兼任边区师范校长，董纯才为副校长，继任校长为董纯才、彭黔生、刘端芬。
因为吊儿沟距延安城甚远，交通不便，给养困难，师生要求搬回延安，得到边区政府的同意，1939年11月底，学校又搬到延安城东的柳树店，将原抗大遗留部分校舍暂作边区师范校址。
时光穿越到2015年金秋，越过成片的苹果园，红彤彤的果实有的套着红色塑料袋，有的鲜亮亮光裸在阳光下，槐树旱柳士兵一样侧立路旁，绽放的波斯菊或粉或红，迤逦在果园边沿林木间隙。侧目时，婀娜娇媚，风情万种。
天高云淡，旷野清寂，翼翼地走向通往鲁师旧址的窑洞，好几次，差点滑倒，土路泥泞，芳草凄凄，有的野草高过膝盖，紫色的野菊花一丛丛，一簇簇，点缀其间。近旁的糜子显出丰收的景象，玉米已经成熟，期待主人带她回家。
十多孔窑洞依次排列在土坡上，大多垮塌破败，走近一孔窑前观望，窑壁呈弧形，有手指抹过的粗糙划痕，应该是搪过的一层稀泥，稀泥里掺着麦秸。窑洞靠后位置，有烟熏火燎的颜色，窑顶缺了一块，与地上的凌乱泥土对应。
突兀地，对着窑洞大喊一声，尘埃簌簌，轻盈缥缈。一群声音随即跟来，嗡嗡，呀呀，呜呜，啧啧，噗噗，呵呵……
吓得我连退几步，踩碎一簇紫菊，两缕芳草，三片落叶。往前凑凑，侧耳细听，就听到了自己的回音，缭绕三乍，难舍难分。
窑洞前的青草和菊花异常繁盛，应该是当年师生们活动的地方，相当于院子，十多米宽的样子。平地边上，是深切大地的沟壑，油桐国槐榆树栉比生长，更多的是兰香草芨芨草蒲公英，绿油油，脆生生，顶珠涵露，花蕊点点，藤绕枝蔓。伸长脖子俯瞰沟底，依依莽莽，神秘莫测。多年以前，林迪生、马肖云、刘端棻、刘若曾、延泽民、焦力人、杜鹏程、孙炳先、高步林、习仲恺、鬲贯中、冯元硕、范云轩、赵智翔、杨德厚等等，每天饮用的水，就是从脚下的树丛蜿蜒向下，赶上毛驴，肩挑盆端的吧。冯元硕从校部取灯油，走的大概也是这条已经消遁的绵长小路。
林迪生校长住在哪一孔窑洞，李一纯老师是否与师哲的妻子女儿师秋朗母女住在一起，先辈们是怎样在这里生活学习的。
高涛等人站在秋风秋景中，对着沟壑对面的窑洞说着什么，我则将自己淹没在青青荒草中，贪婪地吮吸，草茎的清香，紫菊的露珠，糜子毛茸茸的味道，玉米甜馨的芬芳，这些气息来自久远以前，窑洞是他们开挖的，脚下的坦荡是他们铲平的，糜子地玉米田，也是他们开垦出来的。他们不但是边区基础教育的拓荒者，还身体力行，自给自足。
爽朗的笑声再次响起，杨德厚说：当时挖窑洞，开垦老荒地，我和师秋朗这些年龄小的同学，只能送水唱歌……
刘若曾说：我是1938年冬天到马家堡的，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当过小学教师，一到鲁迅师范感觉很新奇，用当时的话说，是个新型的学校。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班有一百多一点同学，年龄最小的大概就是师秋朗，当时十三四岁，师秋朗母女同时在我那个班上，呵呵，她妈妈可能三十几岁，是学习班长，我当时才二十多岁，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现在回忆那一段时光很有意义。
我去的时候窑洞已经打好，和赵智翔几个同学住在一个窑洞，虽然没有提出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实际是这么干的。特别是1939年春天，大家到大湾开荒，我从开荒当中理解了农民的伟大。那个地是老荒地，拿起?头，挖了几下手就打泡快要出血，同学说你把?头把拿紧一些，我就尽量握紧，哈哈，就比较好了。我在陕西待了四十多年才离开，腔调还是湖北腔，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陕西语言，比如“不要言传”啦，言传这两个字，非常朴实。什么“害不哈”啦，跟同学“克里马擦”啦，都是从同学中间学到的。师生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生产知识等方面，都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教务主任马肖云的河北腔调厚重嘹亮，他说：这回到西安参加陕甘宁边区教育志座谈会，刘端棻同志和其他同志给我写信，无论如何要我来，接到信给我爱人说，是刘端棻来的，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他的字中间粗两头细，枣胡（核）形，拆开一看果然就是。过去我们相当好，相当熟悉，好开玩笑，分开以后写信也爱开玩笑。这次来了呢，出我意料之外，四十多年不见了，两个人坐到一块，我不认识他了，如果在街上见面，也不认识，亢思逊习仲恺还认得，模样变化不大，记得还有个习仲杰，也是鲁师学员……
九 桃李芬芳满天涯
在旬邑马家堡革命旧址纪念馆，鲁师展室并不大，展出的有两位优秀学员代表，焦力人与延泽民，均是老年时期的照片，焦力人斜戴一顶毡帽，快乐而慈祥。延泽民戴一副眼镜，即使在微笑，依然透出几分沉静。
无独有偶，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的陈旭老师提供的资料中，优秀师生代表有四位，依次是杜鹏程、马健翎、焦力人、延泽民。
马健翎是延长时期的老师，与杜鹏程延泽民三人同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只有焦力人是石油人，也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平日查找名人资料，首先在百度搜索，栏目分国籍、出生年月、职业、毕业院校、主要成就、代表作品等等。焦力人毕业院校简明扼要，陕甘宁边区鲁迅师范学校。见到这个条目，心生敬意。
焦力人是韩城人，1938年入鲁师读书并入党，曾任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央印刷厂、边区第一兵工厂科长。建国后，历任玉门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大庆油田、江汉油田石油会战指挥部领导，石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石油工业部顾问等职。中共十二大代表，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前几年，看过反应我国石油工业崛起的影视作品《奠基者》《铁人王进喜》，其中就有焦力人的形象。1960年2月，焦力人带领以全国劳动模范王进喜为代表的玉门石油职工参加松辽石油会战，并担任会战副指挥。
玉门油田地处戈壁腹地祁连山下，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口油井、第一个油田、第一个石化基地，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大学校、大试验场、大研究场所，担负着出产品、出人才、出经验、出技术的历史重任，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前，中国只有几个小油田，石油基本靠进口，被外界公认为贫油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大庆油田的发现，打破了中国贫油国的论调。三年后，周恩来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这给国人带来的自信不亚于之后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心剂。
中国石油工业由弱变强，离不开焦力人等老一辈石油人的辛勤劳动，如果为焦力人立传，一定是一部中国石油发展史。
但从网络和图书馆，很难找到焦力人的传记和纪念文章。只有一条消息点击量比较大，那就是焦力人逝世的消息。2007年87岁的焦力人去世以后，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等送去花圈，以致哀悼。
不得已，把电话打给石化部作家协会，负责人非常热情，一再说明，焦部长生前不允许别人为他写宣传文章，更不用说传记了。还告诉了焦力人遗孀的电话，打过去以后，答案如出一辙。
流传坊间的焦力人文字虽然不多，但涉及到中国石油史，谁会漏掉焦力人呢，留名不用锣鼓宣，大凡如此。
相对于焦力人，延泽民的著作和回忆文章堪可等身，对他的了解也容易许多。1921年延泽民出生在绥德县一个吃不饱肚子的人家，在他还是童年的时候，父亲因为交不起租子服毒自杀。他曾参加过红军游击队，1937年组织上派他到延长鲁迅师范学校学习，后被分配到甘肃陇东新宁县当小学教员。学校只有十来个学生，校舍是一孔牛圈土窑洞。窑里喂一头黄牛，时常听到牛拉撒的响声，闻到浓烈的牛粪味。前窑的土炕，既是学生的教室，又是老师的厨房兼卧室。这是乡亲们对远道而来的教书先生的礼遇，老人与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与牛同窗共眠，以示对牛的尊崇和敬仰，也是人与牲畜和谐相处的平衡。普通年轻人和卑微者没有资格与牛居住。
几年以后，延泽民离开教育战线，作了宣传工作，从陕西省委宣传部一直到黑龙江省作协，再到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等。1999年病逝于北京，骨灰由家人护送回老家，长眠在绥德县延家畔村山头上。
有人说，一个优秀作家大多有苦难的童年。锦衣玉食，四平八稳，没有大众情怀的人不会思考他人之事，很难成为思想者。延泽民著有长篇小说《无定河》《雷声千里》等，散文集《阿尔卑斯山的沉思》《寻找到的脚印》《我唱过的歌》，以及《小红军》《红格丹丹的桃花岭》《草原历险记》《命运》《千里雷声万里闪》《流水欢歌》等。
臧克家与妻子郑曼，回忆延泽民的文章《白山黑水故人情》有过这样的描述。
——泽民同志不单是文化工作的领导者，也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业余作家。一生创作了500多万字的作品，比起专业作家毫不逊色，何况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写东西时眼睛几乎就触着纸面，十分艰难。
听说泽民同志1956年从陕西到黑龙江，是想体验生活搞创作的。党组织要他留在省里领导文化工作，他就服从组织安排，为黑龙江建设起一支相当强大的文艺队伍，著名作家诗人巴波、沙鸥，都是他想方设法留在省作协的，张抗抗也是他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调去搞专业创作的，张抗抗在《我的北国恩师》中深情地回忆过这件事。
病重期间，延泽民同臧克家同住协和医院，病房的玻璃板下压着妻子雪燕送他的一幅字：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中国文学界，不知道文学讲习所不为奇，不知道鲁迅文学院会被人耻笑，鲁迅文学院是当代中国作家的摇篮，文学界的黄埔军校，也是一张镀金的文化名片。
杜鹏程去世以后，重病缠身的路遥饱含激情，以文抒怀，对这位文学前辈高度评价。在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杜鹏程是少数敢踏入无人区的勇士，并敢在文学的荒原上竖起自己旗帜的人物。他是我们行业的斯巴达克斯，这一切首先体现在史诗般的《保卫延安》之中。这部巨著使他声名远播，也给他带来过无穷的灾难。而属于巨人的灾难不也是另一种勋章吗？杜鹏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名忠诚的革命战士。在生活和创作中，始终不渝地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炽热的诗情与哲理的和谐统一，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开拓性建树。
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故乡韩城，建起了公园，竖起了塑像。战斗了一生，辛苦了一生，写作了一生的杜鹏程，终于安息在故乡的高山上，东望滚滚滔滔奔流不息黄河水，西倚莽莽苍苍之群山，北顾雄伟壮观之龙门，南望生他养他的苏村，远眺高耸入云的司马迁祠墓。
杜鹏程，鲁迅师范学校的骄傲，《保卫延安》，人文大地的共同财富。
十 亮节励后人
孙小兰是孙炳先的女儿，热情又健谈，拿出一摞影集依次指给我看，一张全家福格外醒目，一家七口人只有母亲穿便装，其余全穿军装，五角星红领章光彩照人。她解释说兄妹五人全当过兵。另一张照片是杜鹏程去世前一个月到她家，专门看望她母亲和兄妹时拍的合影，唯独不见男主人孙炳先。
话音未落，客厅门被推开，已经复员到西安工作的小弟和二姐走了进来，寒暄之后，话题自然展开，他们称杜鹏程为伯伯，说到动情处，兄妹几人潸然泪下。
孙小兰说，伯伯和父亲同是司马迁故乡人，从少年时代起就结下了胜似兄弟的友情。伯伯三岁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家境十分贫寒，没钱念书，在学校半工半读。他俩喜欢一起学习，伯伯常到父亲家玩耍，受到祖父母的疼爱。1937年冬天，16岁的父亲在韩城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投奔延安。父亲在延长就读于鲁迅师范学校，当他看到上学的大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不用交学费，写信让还在家乡的伯伯到陕北，1938年6月，伯伯拿着父亲写给他的信，从祖父家前往鲁师。
以前常听父母说起一个笑话，1946年母亲生下大哥不久，因患严重的乳腺炎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做手术，父亲随部队外出执行任务。伯伯到医院看望母亲，见到尚未满月的大哥饿得嗷嗷直哭，就将大哥抱回他工作的被服厂，找人帮忙喂养。被服厂离延安有几十里路，伯伯骑马抱着大哥急匆匆赶路时，因年轻没有经验，竟把包裹着“蜡烛包”的大哥脸朝下抱着，到厂时大哥被憋得面色发青，吓得伯伯不知所措。解放后伯伯几次向父母提出要收养大哥当儿子，因母亲不肯才未收养。
在父亲1953年的思想自传中看到，“与你关系最密切的亲人和朋友”一栏中填写着“杜鹏程”。1975年，受尽折磨和摧残的伯伯自觉体力不支，身心交瘁，给大哥写过一封长信，信中写道，“将来，也许在什么时候，我如果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愿你能想起咪咪和豆豆，在他们生活困难的关头，设法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实在太小，太叫人不放心。”
文革结束以后，父亲孙炳先积劳成疾，从兰州到西安治病，伯伯介绍过一位专看肿瘤的老中医。1983年父亲去世以后，伯伯对母亲和我们兄妹五人倍加关心，因为疾病缠身，伯伯很少出门，可就在他离世前的一个月，竟拖着孱弱的身体，亲自来家里看望母亲。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伯伯和父亲一直情同手足。
孙小兰叫杜鹏程的女儿杜稚为咪咪，唤杜稚的弟弟为豆豆。文革期间，杜鹏程遭受迫害，家庭陷入窘境，在兰州军区担任副军级职务的孙炳先，经常让路过西安的孩子用绿色扁型铁皮桶给杜家送去菜油，杜鹏程曾经到兰州孙家避过难。
孙小兰说父亲对子女的要求是学会一门技术，什么时候都饿不了肚子。她还拿出杜鹏程写给她的信，抬头是“女儿小兰”，落款是“伯伯”。她说，几乎每封信，伯伯都鼓励她学习。多年以后，依然记得伯伯临终前最后一次与她长谈的内容。
——人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事情，不要抱怨环境条件，战争年代那样艰苦，我们都在拼命学习。人生要有所追求，对人民，对社会要有所贡献，希望你加把劲，好好努力，踏踏实实地干一番事业，对自己的一生要交出一份高水平的答卷。
正因为父辈的谆谆教导，兄妹五人从来不以高干子弟自居，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上严以律己。特别是1999年，已经是军医的她患了白血病，小弟为她捐赠了骨髓，使她得以健康平安。父辈的精神给了她无穷的勇气和力量，像伯伯教导的那样，做生活的强者。
交流过程中，她递给我一本与小弟合著的作品《可以捐赠的生命》。并说，自从康复以后，她和小弟就致力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即中华骨髓库的扩容宣传工作，是一名忠实的志愿者。
忽然，从她家的书房里走出一位中年白种人，孙小兰立即拉过她用英语向我介绍，我却一句听不懂。她只好用汉语向我解释，这位女士来自澳大利亚，是一位国际骨髓库扩容志愿者，这次来西安，与她一起工作一段时间。
告别孙小兰，常常想起她，想起她的友善慈爱，和蔼可亲，如果父辈在天有灵，一定非常欣慰，多么优秀的后人。
高涛系鲁师学员高步林的儿子，他对父亲非常怀念，也保存了许多父亲在鲁师生活工作的记录资料。1985年鲁师校友聚会的录音资料就由他提供。妻子已经从公安厅退休，本人也已经从公安厅退居二线。
刚落座，高涛就递来几本陕西公安题材的纪实作品，其中有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工作纪实，我党利用电台与敌人进行情报斗争历史等，有的文章由高涛亲自撰写。
高步林也是韩城人，小学读书时就接受进步思想，1936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并很快入党。1938年1月到鲁迅师范学习，半年后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局派往延长县教育科任特派员，后任第三科科长。曾在延安县二十里铺试办过边区政府第一所女子小学，受到边区政府主席林柏渠及教育厅长周扬的表扬。后来到延安大学法学院学习，从此成为安全保卫战线一员，是陕甘宁边区最早一批安保人员，也是陕西省安全保卫工作的先驱者之一。
高涛介绍，父亲出生入死，参与过众多大案要案，有时会危及本人和家人生命安全，也许是苍天有眼，最终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习红是鲁迅师范学校师范一班学员习仲恺的长女，一个清晨，走近了她。
我对她说，图书馆和网上找不到习老的详细资料，所以只能拜访你。
她说这很正常，父亲不善言语，家中的长辈对父亲有过评价，说他看起来处事谨慎，严谨胆小，关键时刻敢于直言。
通过交流，对习仲恺有了大致了解。
习仲恺堂兄弟一共六人，他排行老三，十多岁的时候，希望参加正规军到抗日一线打仗，大哥觉得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太落后，建议弟弟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习仲恺就读了鲁师。文革后她陪父亲到旬邑，当地百姓称他为马先生，估计当年便于工作改了姓名，具体细节老人不说，习红姐妹也不大清楚。
习仲恺毕业后到关中地区正宁县工作，因工作需要到县委组织部从事组织工作，正宁县是共产党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双方争夺的地方，犬牙交错，关系时好时坏，摩擦不断，经常转移，居无定所。解放后，一场变故，大哥被隔离审查，习仲恺受到株连，下放到陕北府谷县三年，担任过大队支部书记，带领农民植树修地，用自己的钱购买树苗，后来在丹凤县和商洛行署工作过，文革结束后到省供销社工作，然后绕了一个大弯子，回到省委组织部。1993年从省人大离休，2000年去世。
因为习仲恺三十多年前后均在省委组织部工作，被称为陕西省干部活档案。在府谷下放时，不适应睡热炕，患上了耳膜穿孔，导致老年以后耳聋。从府谷回西安，除过衣服和书，还带回一把圆头铁锨，成为他退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由于用的时间太久，铁锨一侧磨损了一块。从商洛带回一株棕榈树，开始栽在花盆里，后来移栽到干休所的小花园里，还种有葡萄香椿花草，专门买了梯子，上高爬低方便修剪枝桠。把吃剩的骨头肉皮装进小罐子，沤烂发酵以后浇花浇草，弄得院子臭气熏天。
文革期间母亲从机关到农机厂当工人，得到工友的很好保护，家里常有工人朋友来串门。当时习红13岁，大妹妹11岁，小妹妹6岁，家庭重担压在习红身上。父亲挨斗游街的时候，她躲着不敢去看，大妹妹追着一路看热闹，回家还说有人给咱爸贴大字报了，小妹妹如果受了欺负，大妹妹轮着棍子跟人打。一个冬天，姐妹仨人用架子车往家里拉煤球，力气太小，压不住车把，不小心冲到一辆自行车下，骑车人慌忙刹车，惊恐间，眼神由愤怒变成同情。有一次她把全家一个月生活费弄丢了，不敢给母亲说，只好求助小姨，小姨借给她几块钱，勉强维持生活。
父亲的烟瘾比较大，每个月都要从生活费中挤出两条烟的钱，父亲关在地下室的时候，母亲怕父亲出意外，三更半夜悄悄溜到地下室外，趴在墙根细听，如果听到熟悉的呼噜声，就安心回来睡觉，如果听不到，辗转反侧，一夜难眠。父亲被关的时候，只让看报纸，每张报纸都要读几遍。
习红说，小时候自己活泼好动，父母受冲击以后，变得内敛独立。生活的巨变，使自己有了更多的伙伴和朋友，后来走上管理岗位，有人说她平易近人，其实与少年经历密不可分。父亲离休以后，从来不过问政界的事，父辈的高风亮节言传身教也直接影响到子女，现在有人请他们帮忙，也知道如何对待。
退居二线的习红，目前做公益慈善工作，经常到厂矿高校进行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宣传，帮助政府作拾遗补缺的事。
十一 旗帜
抬头仰望马健翎的时候，觉得他并不老，标志性的大胡子不规则的垂着，双手压在拐杖柄上，头戴鸭舌帽，大衣飘逸，眼神沉思凝望远方，眼袋却异常突出，给人极大的愁苦感。雕塑为铜体结构，暗红色花岗岩底座上镌刻着“人民艺术家马健翎”几个金字，背面是他的生平简介。
马健翎是米脂县人，生于1907年，58岁去世。在国统区和延长时期的鲁师教过书，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编导、团长，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席，西北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剧协常务理事，陕西剧协主席等职。
作家丁玲，评论家周扬等撰文评介过马健翎的创作功绩。有学者认为，无论在生活视野还是历史视野上，马健翎都对边区生活与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提供了最鲜活的文化记忆。各种剧的成功演出，不仅鼓舞了抗日士气，对旧的统治也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如果有人问，谁的作品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陕甘宁边区生活，首先是马健翎。
1944年11月，初冬暖阳，枣园红火，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召开，边区政府主席林柏渠亲手将“人民艺术家”的奖旗授予马健翎，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他是我国最早获得这一光荣称号的戏曲作家。
马健翎一生致力于秦腔眉户碗碗腔等陕西地方戏曲的改革与发展，既改造传统戏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又开以戏曲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先河。他一生共创作改编现代剧历史剧传统剧60余部，1962年出版《马健翎现代戏曲选集》。由他创作改编的秦腔剧目《赵氏孤儿》《窦蛾冤》《游西湖》以及现代戏《中国魂》《穷人恨》《血泪仇》《十二把镰刀》等，许多剧目已成为陕西乃至全国戏曲舞台上的经典作品，至今盛演不衰，深受群众欢迎。他既是出色的导演和演员，还培养出一大批青年演员和文艺人才。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研究员艺术指导杨云峰对我说，马健翎是中国戏曲现代戏之父，是中国第一位把老百姓当成主人公来写的艺术家，不但是一位戏曲作家还是一位合格的职业剧团经理人，几十年后的现在，《血泪仇》《十二把镰刀》《赵氏孤儿》常演不衰，成为几代戏迷的共同记忆。
马健翎原本从事教育，是鲁迅师范学校延长时期的音乐和语文教师，写过小说和诗歌，实践中，逐渐发现戏曲最能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便转到戏剧界，成为中国戏剧天空一颗璀璨的星辰。
陕西戏曲研究院的艺术氛围非常好，院里院外，鼓瑟笙箫，锣鼓铿锵，仔细观察马健翎身边紫荆玉兰冬青的时候，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走近，笑模笑样的打问，负责人在哪里。我问他有啥事。他说自己是秦腔自乐班的队长，想与专业演员比试比试。我问他喜欢唱哪些曲目，他说唱的杂，啥都能吼几嗓子，马健翎的经典唱段，临潼乡党张剑颖的《黄花岗》也喜欢。
说完以后，双手插进裤子口袋，摇头晃脑，乐呵呵地朝歌声婉转的排练厅走去。
张剑颖与鲁迅师范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那个时代旗帜性的人物，引领和感召过许多人。
张剑颖比马健翎年长，寿辰也不高，1948年去世的时候才52岁。不仅是一位革命家，还是一位秦腔艺术家和剧作家。曾经担任陕甘宁边区关中专署教育特派员、建设科科长、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地委宣传部长等职。创作秦腔剧本十几种，主要有《黄花岗》《关中炮火》《舌战群儒》《汉奸滋味》《双运粮》《关中四杰》《纺棉花》等。
贾平凹在《我爱张剑颖》一文中写道，张剑颖当年在艺术界影响很大，到处都演他写的戏，很多学校机关单位，都把他的作品当作教材来使用。但他从不沾沾自喜，而是始终坚守着他做人的“默耻”原则，他是一个完全忘记自己的人，始终保持着单纯与洁净。与张剑颖一样，我也是农民的儿子，也搞了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我从这位老前辈身上得到的最重要启明是，对于一个文学创作家来说，人品和作品才是最重要的，其余的都不重要，特别要警惕的是名利二字。对于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它是很有害处的。因此，我们要把它看得轻一些，再轻一些。
陈忠实、高建群、肖云儒等著名作家和学者对张剑颖也有很高的评价。
革命家张剑颖在担任陕甘宁边区关中专署教育特派员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地委宣传部长等职时，对鲁迅师范学校非常支持，鲁师从延长迁至马家堡时，他带领众人热情迎接。一些青年学生以他为榜样，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各条战线的生力军，他的妻弟鬲凯的经历代表着部分鲁师学员的成长史。
关中是个好地方，八百里秦川富庶丰饶，相比之下，黄土高原陕北要贫瘠得多。那个时候，他的妻弟鬲凯从老家投奔革命到延安，一心想上抗大，毕业后参加八路军到前线打鬼子。在他的劝说和引导下到鲁师上学，为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最需要教师的地方去，便同鲁师学员刘怀德、孟玉竹、卫子敬一行四人到了陕北，鬲凯只身去往安塞县招安村。
这个村子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群众生活困难，文化教育处于空白状态。村子离县城百余里，仅有七户人家，老师只有他一人，却不见学生，几孔接口子窑洞空无一物。来安塞之前，他把自己的被褥送给了一位同学，只能和衣钻进一条装粮食用的毛口袋里御寒。因为和衣而睡，又无洗浴条件，不几天就同当地百姓一样，身上长满虱子。为了填饱肚子，经常到菜地捡拾烂菜枯叶充饥。
没有学生，挨家动员，没有书本课桌，自己编写提纲，挖空心思讲故事，借桌子板凳，找木匠修补门窗做黑板。领着学生到河沟，找来石板石块，磨成石笔，用煤灰将石板刷成小黑板，让学生在上面练字作算术。由于工作出色，18岁入党，这一年是1940年。后来调到真武洞小学任教，为了给学校分忧解难，在破庙一住就是几年，当了校长以后，依然住在庙里。
当时基层政府缺少识文断字的人，小学教员常常还担任乡政府文书，起草工作报告，传达上级文件，还帮群众写信写契约。年轻的鬲凯不但创办识字班和夜校，还搞社会主义教育，每天就像一只陀螺，忙得不亦乐乎。1945年夏秋之际，调到安塞县政府担任秘书，从此告别为之奋斗八年的教育战线，后来又被中组部派遣到东北开展工作，去东北的路上被中央改派到冀东解放区十二专属工作。那时党的七大召开，为了贯彻党中央七大路线决议，鬲凯到河北后自己做主改名鬲贯中。据了解，有一批鲁师师生到各个解放区开展工作。
饮水思源，根植大地，对青春的记忆终难忘记。1985年7月2日，延安大学新闻系举办纪念鲁迅师范学校座谈会，林迪生刘端棻等前辈齐聚一堂，鬲贯中深情地回忆起几件往事。
鲁迅师范学校条件艰苦，有时候吃不饱肚子，把麦子在锅里煮一煮就吃，发的衣服长短一样，刘端棻老师个头高，长裤子穿起来像半截裤，大家看见他就想笑，坐的凳子有的三条腿，几个同学盖一床被子，师生们互相帮助，非常幸福。学校风气很好，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一次刘端棻老师把高步林同学批评了，我知道高步林受了委屈，就在会上批评刘老师态度不好，说刘老师摆着一个狰狞的面目。刘老师说，你的意见我接受，你用狰狞不合适。过后我查了一下字典，狰狞二字都有反犬旁，确实不好。这件事说明同学与老师之间非常民主，档案里的鉴定和平时评价一致。
在校期间同林迪生校长接触不多，但非常尊敬他，林老生病以后在安塞疗养，听说我在安塞工作，捎信让在村里买些鸡蛋，接到信以后几个同学非常激动，一定要帮林妈妈。在同学心目中，林校长既像妈妈，又像父亲。几个同学一共凑了100多个鸡蛋，大伙推举我去送，小心翼翼走了90里路送到林老手里，林老舍不得一个人吃，分给李维汉30个，那个时候大家艰苦朴素，友爱团结。
十二 鲁师的队伍像太阳
从延长县城赶往延安市区的时候，经过修路段，过了与张生荣老师约定的时间，张老师一直在校门外张望，令人感叹。
张老师生于1942年，就读过延安师范，后在其他学校当老师，再返回延安师范当校长。直到现在，已经不叫延安师范校名的学校，还给他留有一间窑洞式房子，里面放了茶几麻将桌，聊天喝茶打麻将还在这里。校园里有一尊徐特立半身塑像，以示对教育家徐特立的纪念，也提醒人们，徐特立是陕甘宁边区教育奠基人，延安师范教育的缔造者。张老师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风风雨雨几十年，经历了延师的繁盛，也经历了延师的衰弱，乃至现在的彻底消失。可以说，他是延师的活化石，也是延安师范教育的见证者。
握手问好以后，他拿出一份申请报告给我看，题目是关于恢复延安师范学校校名的报告。其内容就是一部延安师范史，各条理由总归一个意思，延安师范历史悠久，传统优良，不能丢了延师这张名片。逐条看过，方知鲁迅师范学校身后事。
《中国师范教育简史》对鲁师评价很高，认为鲁师经历了战火纷飞，几经搬迁，对边区教育有几大贡献。
第一，鲁迅师范给边区造就了很多优秀的乡村文化工作干部，促进了边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第二，热烈地参加冬学运动。冬学的教员虽然不尽是鲁迅师范的学生担任，但在冬学运动中，鲁迅师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帮助边区政府做动员工作，与政府打成一片，是陕甘宁边区教育的特色。虽然做的是教育工作，对于政府的一切号召，都尽力配合。
第四，鲁迅师范的师生广泛地推行过新文字。他们对于新文字做了一个试验，这个试验的成绩是良好的，新文字不但学得快写得快，而且能正确表达意见。鲁迅师范对新文字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无论是鲁师还是鲁师学员，以及鲁师精神的传承者，为边区基础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红军来陕北之前，只有120所小学，到1938春季，学校增加到700所，学生增至1.4万多人。到1940年秋季，边区小学增加到1341所，学生多达4万多人，与1935年相比，增加了10倍以上。
1941年边区政府主席林柏渠赞扬说，鲁师毕业的这批青年教师，形成今天边区教育工作中的主力部队，这是我们边区教育事业中最宝贵的财产。
张生荣介绍了《吃饭歌》，并说这首歌由延师音乐教师王鸿炎作曲，老校长魏仁兴作词，每天吃饭前学生必唱这首歌，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唱到文革期间。魏仁兴年轻时，深受鲁迅师范学员影响，认为鲁师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艰苦奋斗，爱生如子，对党的教育事业无限忠诚，应该继承和发扬。直到现在，无论在乡村还是城镇，只要听到这首歌，就知道是延师的学生，或延师学生的学生。
张老师说，鲁师的队伍像太阳，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开辟了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为各条战线输送了人才，彪炳久远。接着，他唱起了这首《吃饭歌》。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粒粒米谷人民供给
农民种地晚睡早起
我们吃饭绝不浪费
面不掉条米不掉粒
馍不丢渣菜不丢皮
增产节约为国积累
加强建设社会主义
张老师认真哼唱，我静静倾听，感念他的同时，更加佩服鲁师的魅力。从《鲁迅师范学校校歌》到《吃饭歌》，无不彰显着责任与担当，使命与精神。两首歌曲气脉相通，无论是战争年代的鲁师学员，还是和平时期的鲁师精神的传承者，对党同样赤胆忠心，对教育事业无限热爱。
张荣生说，鲁师的众多校友，无论在哪个行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呕心沥血，无私奉献，他们像火炬，像星辰，像太阳和月亮，光照寰宇，伟业永存。
告别张生荣老师的时候，有意望了一眼徐特立雕塑。午后的阳光透过苍劲雪松，带着宝塔山的秋风，延河水的温润，徐徐而来，映照得徐老通体橘红，熠熠生辉。几个青春学子太阳花一般，散于林间草坪操场，有的低头阅读，有的嬉闹玩耍，有的交流争论，英气逼人的脸庞，洋溢着快乐，幸福，祥和，安宁。
这是和平年代的青年，这是繁华盛世的景象，这是陕甘宁边区鲁迅师范学校的后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