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以习仲勋、汪锋、张德生为代表的中共关中分（地）委，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不断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领导和组织全分区人民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和完善各级民主政权，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有步骤的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有效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次又一次武装挑衅，为巩固和发展关中分区做了巨大贡献，使关中分区成为抗日斗争的坚强堡垒，为中国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陕甘宁边区“南大门”
抗战时期，关中分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圣地延安的南部屏障与军事重镇。在保卫边区，转运抗战物资，输送革命英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发挥了“南大门”作用。
（一）关中分区的特殊地理位置
关中分区地处乔山山脉南端，位于陕甘宁边区最南端，辖赤水、淳耀、新正、新宁县和双龙中心区，总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东临咸榆路，西接西兰路，南接素有“八百里秦川”的大关中，近陇海铁路，北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东、西、南三面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距国民党陕西省府西安仅100多华里，为北宽南窄狭长囊形地带，陕甘宁边区军民形象喻其“葫芦把”，成为陕甘宁边军民区南下西安、北上延安的咽喉要道，更成为战时大后方。像铁板一块，成功守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南大门。
（二）边区抗战物资的转运中枢
抗战时期，中共关中地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派联络员赴国统区澄城、渭南、三原、同官等县长期潜伏从事地下工作，建立地下中共联络点（情报站）100余处，通过交通站点线面建设及应用，打通了延安连接西安的红色通道。1944年初到抗战结束前，这条秘密的地下交通线，安全护送高层领导、知名民主人士和保护国统区革命青年300多人平安奔赴延安，输送物资达30万斤左右。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范
抗战时期，关中分区长期作为关中乃至陕西国统区的抗战指挥中心，在领导中共党组织在陕西抗战活动，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尤其针对国统区的统战和国民党三十八军的统战工作方面，以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磨擦分裂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陕西乃至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一）关中乃至陕西国统区抗战指挥中心
1941年4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从国统区迁入关中分区马栏。省委同时建立研究室，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况，并承担与地下各组织的联络任务。1943年1月，中共关中分委与中共陕西省委合并为中共关中地委，张德生任书记，机关仍住马栏镇，统一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关中地委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个中共县委，内设1个统一战线工作部，省委统战部长汪锋出任地委统战部长，领导原中共陕西省委所辖国统区（关中和陕南）党的工作。
1943年，巩德芳（商县人）、谈国帆、赵伯经、王廷兰等中共党员，先后各率一批地下中共党员和地方武装骨干，从商洛、临潼、西府等地来到马栏。1944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成立教导团，接受汪锋领导，为国统区地下中共组织培养储备领导骨干。1944年初，中共关中地委在马栏开办德记骡马店，并以此为依托成立关中地委干部训练队，接待经马栏赴延安中共组织负责人。抗战时期，进出陕甘宁边区的同志大多要过往马栏，干训队把各地的消息带进马栏，便于掌握敌情，并将指示传回商洛，“德记店”当时起着传递情报、提供消息和红色交通站的重要作用。至1944年，关中地委共辖4个县委、1个中心区委、19个区委、157个支部、425个党小组，以及关中、陕南国统区的党组织，有党员2654名，是陕西国统区各地中共组织的坚强后盾。1945年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在中原会战中受创，军内中共党员（何征、薛高涛、李学白、王礼等）、非中共干部、进步知识分子100余人来到关中分区，中共关中地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统战部长汪锋接其到马栏将其编入干训队，与关中分区党政机关及教导团所抽干部学员一道学习集训，培训结束后多数学员被派往国统区西北各省和河南、四川等地，中共组织和革命人才队伍更加壮大。
（二）真诚开展友区和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以习仲勋为首的中共关中特委和后来的分委从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为中心，积极教育引导全体官兵，停止攻击张学良、杨虎城部署，停止恢复扩大苏区，模范尊重友区和友军，真诚争取、团结、感化周边民团和各界民主进步人士，指导关中分区各县创造性完成了国共划界谈判，保持革命政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促成了地方国共合力抗日的局面。关中分区成立后，以习仲勋为首的中共关中分委，继续模范执行中共中央统战方针，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科学调整土地及地租政策，真诚吸纳党外各界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将统战力量发展到新境界。习仲勋曾回忆说：“以后的工作主要是巩固内部，加强边区民主建设，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由于处在一个较为和平的环境里，习仲勋以主要精力领导关中分区自下而上的民主普选区、县、边区参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动员青年群众参加八路军和边区抗日武装，大力的抗日救国要求，结成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建立起了关中分区工会、分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分区妇女联合会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
为正确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维护关中分区民主政权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以习仲勋为首的关中分期还为做好周边地区国民党武装的统战工作花费了很大心血。分委书记习仲勋亲自与正宁县民团的王大牙、寺村民团的萧恩多、彬县民团的李仰之、旬邑县民团的郭相堂、太峪镇民团的文干卿、宁县民团的庞铭胜，同官民团的夏玉山等民团头目，多次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工作。面对全面抗日的形势，这些民团头目除顽固分子外，都为抗日工作起到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减少了边区压力。旬邑县驻职田镇民团头目马洪德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习仲勋的多方争取下给关中分区送来长短枪二十五支，装备了分区部队。国民党驻吴家堡保安团一个班长扛着一挺机枪奔关中分区，习仲勋亲自同他谈话，并勉励说：“这样的好事你做得越多越好。你这是为中华民族做好事。”习仲勋特别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任职，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还结交了如刘岗、李树兵、张德英、刘孝宽、张臣武、何永福、赵德华、焦家训等数十名各界人士，他们在抗日工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做了有益工作，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对三十八军统战工作成效卓著
1939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三十八军中共工作委员会，蒙定军任工委书记，工委的主要任务是抓好对三十八军第四集团军上层的统战工作，抓好三十八军内中共组织工作，协助赵寿山军长稳定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坚定抗日不动摇。1940年1月，第二期教导队结业时，学院中共产党员的人数达到90多人，分配到师、团、连和军师部的参谋处、军需处、医务处、军法处、机要处等重要部门。
正是由于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在三十八军、九十六军中始终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成为凝聚这支部队的核心力量和中流砥柱，极大的维护了这支部队的团结、统一与巩固，为部队建设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增抢了战斗力。从1938年8月起，包括三十八军、九十六军在内的整个第四集团军驻守中条山西线防地，到1941年10月撤出中条山，11次粉碎了日军的大规模进攻。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给于嘉奖。在中条山抗战中，共产党员更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付出了极大牺牲。人民群众则把三十八军称为“七路半”，只差半路就是八路军。
（四）坚持“有利、有理、有节”的反磨擦斗争策略。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使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逆转，其政策的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由“溶共”、“防共”到“限共”、“反共”和“剿共”，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封锁和军事包围，各地的反共磨擦活动日益严重。关中分区位于陕甘宁边区最南端，东、西、南三面处于国民党胡宗南部的严密包围和封锁之中，成为反封锁、反磨擦的前沿阵地。同年初，国民党武装在关中分区制造了“旬邑事件”，拉开了国共磨擦的序幕。此后国民党疯狂残酷杀害共产党人，并且在淳化、旬邑县城以及马栏等地不断增兵，大肆构筑工事，修补城垛。据统计，1939年11月至1940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制造磨擦事件达221起，在关中分区制造的磨擦就有64起，先后侵占了正宁、宁县、旬邑、淳化四座县城和5个区40多个乡。关中分区为维护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大局，在边区党委、留守兵团的领导和支持下，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实行有限度的自卫反击，组织边区军民针锋相对地开展反磨擦战斗，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蚕食关中、摧毁抗日民主政权的阴谋，先后占领了柳林、庙湾、姚曲、马栏四个区，扩大了关中分区。据统计，自1940年3月以来，关中分区先后进行反磨擦战斗90余次，缴获顽军长短枪410支，子弹8134发，俘敌 248名。
三、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真正成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关中分区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要求，在分区及各县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建立了包括各抗日党派、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各级人民代表机关和权力机关参议会及各级政府，有效地推行了“三三制”政策，各级政权不断巩固和完善；开展了以整风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建设运动，加强和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了团结，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取得全国政权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上，关中分区先后进行了三次民主普选工作。1937年5月，关中分区各县进行了第一次民主普选，通过分别召开乡代表会和区、县两级议会，采取差额方式选举产生了有各界抗日进步人士参加的同级抗日民主政府。至1937年底，关中分区所辖各县经过民主普选，完成了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
1941年下半年，关中分区各县进行了“三三制”民主普选工作。这次普选，通过召开县、乡两级参议会，改选了县、乡两级参议会和抗日民主政府，并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党外人士参加各级政权的领导工作，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在选举过程中，关中分区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要求，在分区及各县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建立了包括各抗日党派、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各级人民代表机关和权力机关参议会及各级政府，创造了背站投豆法，烧香点洞法等贴合关中分区的选举方法，有效地推行了“三三”制政策，各级政权不断巩固和完善。1942年3月，关中分区各县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召开参议会，对参议员和政府委员作了调整和补充，使“三三制”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充实和完善了抗日民主政权，调动了各阶层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到1942年7月习仲勋调离关中时，关中分区这个政治开明、风清气正、丰衣足食、欣欣向荣的根据地样板已经建成，一面鲜亮的民主政权旗帜高高飘扬在中国西北大地上。1943年1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习仲勋因主政关中期间，将关中分区建成了中共中央探索民主中国模型的成功样板，受到特别嘉奖，荣获毛泽东“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高度评价。作为关中分区首府的马栏，自是样板中的样板，称其民主中国实验地模范区自然当之无愧。
四、培养中国革命英才的摇篮
抗战时期，关中分区十分重视教育事业，把教育事业和发展生产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来抓，使全区教育事业得以迅速兴起和发展。1938年至1939年，关中分区处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完小教育得到蓬勃发展。1942年，关中分区专署按照边区教育厅“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要求，采取加强完小和裁并初小等措施，将140所学校合并为117所，有学生3343名。1944年，关中分区提出了“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至1944年底，全区有完小4所，中小9所，普小21所，民办学校99所，夜校62所，读报识字组282个。关中分区在中等教育方面，分为中学教育与师范教育两种，教育目标是要使教育符合抗战与民主的需要，符合边区抗战、建设及边区人民的需要。中等学校除各县中学外，还有先后迁来的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抗日荣誉军人学校和习仲勋亲自在关中分区创办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其中，鲁迅师范学校从成立到撤销的两年半时间里，毕业和中途分配工作的学生共1093人，为发展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抗日战争初期“为争取国防教育之模范”；陕北公学于1937年8月在延安创办。1938年7月，在新正县看花宫（今属旬邑县）设立陕公分校。1939年1月，陕北公学总校由延安迁到看花宫与分校合并。6月，由于国共磨擦升级，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延安工人学校、安吴青训班合并，校址迁至晋察冀根据地。陕北公学在看花宫办学一年，先后办了54个队，培养了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3000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38年底，抗日荣誉军人学校迁到旬邑坪坊一带，在关中分区办学一年多时间，不但使数万伤残荣誉军人的身体得到了康复、精神得到了新生，还使他们提高了文化水平、学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从而重新走上了革命和建设的战场。1940年3月，在马家堡创办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在旬邑办学八年多时间，先后六次搬迁、七次建校，历尽艰难坎坷，培养学生889名。这些从关中分区走出的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被分配到了全国的各个抗日战场和各条战线上，为抗日战争和革命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五、中国抗战的坚强红色堡垒
抗战时期，关中分区是八路军重要的兵员、军需物资补给区和重要战略后方，陕甘宁边区在国统区获得物资、装备通过这个通道源源不断的运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腹地，日占区难民大多通过关中分区得到妥善安置，同时关中分区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为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边区抗战的坚强红色堡垒。
（一）为前线抗日军队补充兵员和物资
1937年2月，红军第一军团北返旬邑、正宁、宁县一带驻防，第四师及所辖第十团、十一团、十二团驻旬邑县境内。驻防期间，红四师和旬邑县抗日救国会联合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救国主张，发展党员并建立党的组织。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还亲自参与了旬邑县红军募补处与抗日救国会的抗日宣传活动，向旬邑人民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启发了群众的抗日觉悟。
1937年7月下旬，红军前总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的意义和当前的工作，决定由关中特委选派一批兵员，补充改编后的贺龙120师，直接开赴前线杀敌。习仲勋接到通知后，立即布置在关中部队和游击队中进行兵员动员选调工作。经过层层动员，精心挑选，确定了500名政治军事素质过硬的红军和游击队员，编成一个补充团，由特委宣传部部长郭炳坤带到富平县红二方面军（后改为八路军120师）驻地。
在抗战过程中，关中分区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群众性的抗日救国组织，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的方针，为抗战前线募集钱、粮、兵员，在国共和平共处的两年时间里，救亡工作显著。仅旬邑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为抗战前线部队补充兵源300余人，这些旬邑子弟兵首先集中在县城，后由关中分区独立营负责初步军事训练，随后开往富县，补充到陈国栋所属八路军部队中。
1939年春，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开展募捐活动，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亲自带领社火队到旬邑县城为国民党县政府职员和群众表演，在共产党宣传鼓舞下，旬邑各界群众积极响应，为抗日前线部队募捐了大量钱、粮、鞋袜等物资，为抗日战争贡献了力量。其中县城商人杜少白1939年下半年为前线抗日部队捐献300银元，国共双方封其为“开明绅士”。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边区和抗战。
1937年，西北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京国民政府保障军饷，1938年底，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军事挑衅，到41年彻底停发军饷，边区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由此，关中分区贯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彻底解决物质上的困难。结合关中实际，自己动手，开垦荒地，发展互助组织，开展减租减息，首办“义仓”，创办“义仓田”（义仓就是由村民集体出力开荒种地，收获归公，订立公约，选举公道人管理，遇到灾荒，借粮给大家，个人收获后再加利归还），让老百姓从这些政策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1945年1月，共有40名关中分区劳模代表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劳模表彰大会，“义仓田”创办者——旬邑县马栏雷庄村张清益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同时，分区还发展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的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合作经济三种共同促进的经济体制。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关中分区基本上实现了丰衣足食，保障自给，并有力支援了边区和党中央。
关中分区在长舌头村组建了分区土产公司，用土特产从国统区换取金银、子弹枪械。赤水县在土桥丰泉办起了土特产贸易公司，这些贸易公司用土特产换购从国统区运来的棉花、布匹、药品、枪械等物资，源源不断运送到延安和抗战前线。此外，关中分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支持抗战号召，1939年起，关中分区完成救国公粮3896石，超额26石；完成公草265494斤，超额3737斤。此外，群众还自愿卖给政府余粮8000石，购买支援边区建设债券7.729万元，624人参加了八路军和边区警备部队，155人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为延安和抗战前线提供了兵员、经费和物资。
（三）妥善安置日占区移难民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广大地区遭到沦陷，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由于日军的残酷蹂躏，许多群众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生活陷于困境，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移民潮。为不使沦陷区同胞挨饿死亡或流为盗匪，对他们的救济和安置是后方政权一项重要工作。边区邻近战区，从山西绥远以及冀晋、豫各省流入边区之难民，前后为数在3万以上。封锁带来的经济压力和战争带来的移民压力，促使“边区的移民工作，从1940年起，开始有了注意”。关中分区人少面积大，人口约为 12 万多。是陕甘宁边区人口最少的区，可开垦的荒地相对较多。针对关中的情况，习仲勋领导分区制定了不同的移民政策。对移难民住所问题，关中分区发动老户代为其修理旧窑、建新窑或腾让窑洞、房子。对移难民的口粮问题，政府提供无息贷款；老户以低利息借给；移难民开荒，多开多借；开垦公共荒地，谁开垦谁拥有，发给土地所有证，三年免交公粮；开垦私人荒地，移难民有权使用土地，发给土地使用证，三年免交地租；帮助移难民解决农具、籽种等困难。有的互助组织还规定“帮助移难民的办法，不准嫌难民的饭坏”，“给难民开荒时不吃饭”，“帮助难民种地不要难民还工，也不吃饭”。关中分区各级政府严格执行分区的政策，非常周到地优待移、难民。新到的移、难民，各级政府除临时招待膳食，解决移难民的住宿问题外，并先后拨出救济粮1500石，农贷180余万(计赤水42万，淳耀37万，新宁36万元，新正32万，东区30万)，帮助移难民解决农具、籽种、吃粮等问题。赤水县政府帮助难民打了300把镢头，并给河南难民妇女贷5万元作纺车。赤水合作社向移难民贷放棉花5百斤，代募粮60余石，借粮350石。新宁各级政府，凡移难民初到，一律请吃一顿饭，并发动老户分别招待食宿。某移难民非常感动说：“真是出门三步远，另是一层天，边区政府和人民给移难民的好处，我们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大量移难民的涌入，收到两项明显的效果：一是开垦了大量闲置耕地，安置和吸收了大批日占区移难民，增加了新的劳动力，为开荒运动增强了可持续发展力。二是通过组织难民开荒种地，发展了分区经济，支援了抗战。仅1943年就安置移难民4000户，1.2万余人，群众开荒11.39万亩，其中移难民开荒3.87万亩，办义仓39处，开义田896亩。增产粮食1.84万石。1942年12月，关中分区专署制定了移难民暂行办法，成立了县区移难民管理委员会，划定了移民区，吸引大批移难民来边区谋生，也带来了巨大的购买力和商机，使关中分区的许多地方呈现出人丁兴旺、市场繁荣的景象。如关中马栏镇，1940年仅有出售粗布、火柴等简单日用必需品的小店铺9家，由于难民的大量移入，人口由1940年的500户增加到1943年的1200多户，公私商店增加到18家，仅马栏合作社一家，每日销货就在万元以上。由于商贸繁盛，从1943年10月起该镇还建立起了逢四逢十的集期。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分区党政组织领导广大军民，战胜了国民党反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教建设，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人才，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战时期，关中分区军民孕育形成的马栏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源头和有力传承，是革命先辈馈赠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她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必将成为激励我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
